父母選擇「雙人安樂死」，留下我獨自承受喪親之痛

他的父母簡（Jan）和埃爾斯（Els）結婚後大部分時間都在水上生活。如今兩人都已年過七十，無法再照料船屋，於是便改住在露營車裏。露營車停泊在遊艇和小艇旁邊，算是次好的選擇。

簡和埃爾斯登上兒子的汽車。巴斯發動引擎。這將是他最後一次開車載父母到任何地方。對簡和埃爾斯而言，這趟前往當地紓緩治療中心（hospice）的旅程，亦將是人生最後一程。

當天上午10時30分，醫生將向兩人注射致命藥物，讓他們一起離世。這種做法在荷蘭稱為「雙人安樂死」（duo-euthanasia）。這種做法合法，但並不常見；不過，每年都有愈來愈多荷蘭人選擇以這種方式結束生命。

在前往紓緩治療中心接受安樂死的三天前，簡和埃爾斯曾在露營車內接受BBC訪問。簡多年來在荷蘭內陸水道運送貨物，長年搬運重物，令他一直飽受疼痛折磨。埃爾斯則被診斷患有認知障礙症。兩人的故事當時受到世界各地媒體報道及討論。

如今，兩年多過去，這對夫婦唯一的兒子巴斯回憶起當時的經歷。他曾一方面支持父母結束生命的決定，另一方面努力勸說他們延後離世。他首次談及父母的決定帶給他的情感重擔，以及此後深刻的孤獨感。

最後一程

巴斯原本為前往紓緩治療中心的路程安排了一條風景優美的路線，沿途會經過弗里斯蘭省（Friesland）的草原和運河。

他說：「我至今仍記得整段路程。」

母親坐在後座，父親則坐在他旁邊。起初，三人有說有笑。埃爾斯似乎對接受安樂死的決定十分堅定。

巴斯說：「我媽媽非常確定，堅信自己要這樣做。但爸爸當時有點情緒激動。」

簡問兒子，他們這樣做是否正確。巴斯感到意外，因為他原本以為會對決定有所猶豫的應該是母親。

他說：「媽媽一直都非常熱愛生命。我記得她曾經跟我說：『我很希望自己可以活到80歲，甚至90歲。』」

但父親因為多年來飽受疼痛折磨，早在十多年前便開始談論安樂死。

在車上，巴斯安慰父親。簡逐漸平靜下來後，三人便沒有再說話，只是聽着音樂，沿途欣賞風景。

在一家人踏上這趟旅程前的幾個月，巴斯曾試圖說服父母延後離世。

「我試過勸他們多留一段時間，為甚麼不等到冬天，甚至明年再說？」

巴斯內心十分矛盾。雖然他認為父母申請安樂死是正確的決定，但他並不希望他們離開。

「爸爸的情況已經持續了10至15年，理論上他可能還能再撐幾年。但我認為，如果再等一年，媽媽的情況可能就會出問題……」

如果埃爾斯延遲申請安樂死，她的阿茲海默症可能進一步惡化，以致醫生認為她已失去自行決定結束生命的能力。

在紓緩治療中心

巴斯找到了一個泊車位。

他回憶說：「爸爸向我的車道別。他很喜歡我的車，還說了句『做得好』，以及『謝謝你』。」

「然後我們便走進去。試想像一下，如果你身處他們的位置，踏上這趟旅程，然後走進去，那種感覺實在太不真實了。」

接下來兩個小時，夫婦二人的親友陸續到來。他們一起回憶往事、聽音樂。

期間，巴斯曾一度想過叫停整個程序。

「我當時有一種衝動，心想：『好吧，我們離開吧……我們走進車裏，開車離開。』

「但我不想提出任何可能令他們感到不確定的事情，因為整個（安樂死）過程中，我一直都支持他們。」

「我想，最好還是讓大家保持平靜，好好把握這個時刻道別。」

上午10時30分前，醫生來到，準備向簡和埃爾斯注射致命藥物。兩人並排躺在病床上。在他們失去意識前的最後一刻，巴斯看見了父母之間的親密。

「我一生中大概只見過他們三、四次手牽手。但那一刻，他們躺在那裏，手牽着手。這令我感到很安慰，因為他們真的在一起完成這件事。」

巴斯形容，父母停止呼吸後的最初半小時，對他而言只是「一個事實」——他們已經不在人世。

「然後你才真正意識到眼前的情況，那是一種難以想像的感受。」

在紓緩治療中心裏，悲傷逐漸淹沒巴斯。他開始感受到一種深刻的孤獨。

他說：「經歷喪親之痛是一件非常、非常沉重的事，而我沒有兄弟姊妹，我真的感到孤立無援。」

如果我們由父母兩人撫養長大，當其中一人離世時，我們仍可以與另一位父母分享回憶和悲傷，一起走過哀傷的過程。

但簡和埃爾斯兩人都離開了。

巴斯回憶說：「那感覺就像我的雙腿被砍掉了一樣。」

他的悲傷甚至反映在身體上。他有四、五個星期感到噁心，身體也一直疼痛。

「我不太會向其他人推薦這樣的做法，這可能是一個很難說出口的結論。對他們（我的父母）而言，這或許是最好的選擇，但同一時間失去兩位父母，對我的影響實在非常、非常深遠。」

簡和埃爾斯是否太早離世？

對於計劃在荷蘭申請安樂死的人，尤其是像埃爾斯一樣患有認知障礙症的人而言，選擇甚麼時候結束生命，可能是一個複雜的決定。

• 2024年，在荷蘭有9,958人選擇安樂死
• 當中427患有認知障礙症，6人達到晚期
• 108人選擇雙人安樂死（54對）

資料來源：荷蘭區域安樂死審查委員會（RTE）

除了必須證明自己正承受難以忍受的痛苦，申請者亦必須經醫生評估，確認仍然具備自主決定結束生命的能力。

這對考慮安樂死的認知障礙症患者而言，可能造成極大的精神困擾。

鹿特丹伊拉斯謨醫學中心（Erasmus Medical Centre）的老年醫學及醫學倫理學專家羅斯瑪麗恩・范布魯赫姆醫生（Dr Rozemarijn van Bruchem）解釋：

「他們會想……我現在仍然有能力作出這個決定，但現在又太早了。可是，下個月可能又太遲。那麼，我應該在甚麼時候開始這個程序，確認自己是否符合條件、能否接受安樂死？如果我等得太久，會不會錯過了那個時機？」

范布魯赫姆醫生表示，正因為安樂死在荷蘭合法，她的病人才會經歷這種焦慮。他們亦知道，對於已進入晚期認知障礙症的患者，獲准接受安樂死的情況相當罕見。

在禁止安樂死的國家，例如英國，認知障礙症患者可能面對許多挑戰，但他們很少需要像埃爾斯一樣在生死之間作出抉擇。

2024年，埃爾斯接受BBC訪問時表示，她和丈夫不能再等，因為她的阿茲海默症有可能繼續惡化。

簡則已決定要與埃爾斯一起離世。他當時向BBC表示，自己或許離開得太早，但他已經活過自己的人生——他認為自己的人生已經圓滿。

該說的話，是否都已說完？

簡和埃爾斯非常清楚，他們在人生終點所作的決定對兒子造成了多大的負擔。

在整個安樂死申請過程中，巴斯出席了父母分別與醫生進行的所有會面。一家人亦曾坦誠討論這個決定。

當摯愛離世時，我們往往會留下遺憾，尤其是那些可能未曾說出口的話。但巴斯並沒有這種遺憾。

在2024年6月3日、星期一，簡和埃爾斯前往紓緩治療中心的兩天前，巴斯寫了一封信給父母。

「那封信大約有八頁。我在星期六晚上，也就是事情發生前兩天，深夜去了他們的露營車。我把整封信讀給他們聽，內容關於我們共同走過的人生，以及感謝他們為我所做的一切。」

簡和埃爾斯深受感動。

他們平日很少在公眾場合向對方表達親密，同樣地，他們通常也不會在兒子面前流露太多感情。

巴斯說：「你感受得到他們愛你，但他們通常是透過實際行動表達，而不是說出口，或給你一個擁抱。」

「媽媽患上認知障礙症後，擁抱我的次數多了一點，但爸爸從來沒有這樣做過——我從來沒有得到過他的擁抱。」

但在最後一個星期六晚上，簡擁抱了巴斯。

他說：「爸爸是在我讀完那封信之後抱我的。那可能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刻之一。」

「該說的話，都已經說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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