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開講》從蔣萬安到李柏毅：政二代究竟繼承了什麼？

如果時間停在2018年，李柏毅或許可以被視為台灣政治世代交棒的一個典範。2017年9月，李新墜樓身亡，隔年李柏毅接下父親的政治道路，投入台北市議員選舉並順利當選。李新的死亡曾引發巨大的政治與社會關注，李新女友郭新政製作、盛竹如擔任旁白的《誰摔死了李新》，也讓相關政治恩怨持續受到社會討論。對當時的選民而言，投票給李柏毅，多少帶有對李新的感情與政治記憶。如果故事停在這裡，這確實可以被稱為一次漂亮的政二代交棒。

李新的死亡曾引發廣泛的社會關注，李新女友郭新政製作、盛竹如擔任旁白的《誰摔死了李新》，也讓相關政治恩怨持續受到社會討論。（擷取自誰摔死了李新臉書）

但時間並沒有停在2018年。2022年李柏毅以高票連任，如今早已不是只能依靠父親光環參選的年輕政治人物，而是一位具有自己政治履歷的現任民意代表。近期蔣萬安兒子蔣得立參與交換學生相關爭議，李柏毅在政論節目上為蔣萬安及其子的相關爭議辯護；幾天之後，他又因陪同女兒前往急診，在醫療流程及用藥問題上與醫護人員發生爭執，並承認自己當時確實提高音量、公開道歉。兩件事情表面上毫無關聯，卻都讓我們重新思考政二代從政的問題。

政二代從政並不是原罪。民主社會沒有理由因為父母從政，就禁止下一代參與政治；但政二代比一般人更容易繼承知名度、人脈、組織與政治資源，因此理應接受更嚴格，而不是更寬鬆的公共檢驗。別人必須從零開始累積選民信任，政二代往往還沒踏入政治，就已經擁有一個具有辨識度的政治姓氏。這些資源本身沒有錯，但它們應該帶來的是更大的責任。政治家族可以傳承，選民的信任卻不能世襲。

尤其是急診室事件，任何父母帶著身體不適的孩子到急診，焦急都是人性；沒有人要求政治人物不能有情緒。但一般民眾與現任民意代表的不同，就在於後者的身分本身帶有公共權力與社會影響力。政治人物當然可以對醫療處置提出質疑，但越具有公共身分的人，越應該知道自己的言行可能產生什麼樣的外部效果。這不只是個人的修養問題，也是公共權力如何自我節制的問題。

國民黨議員李柏毅日前在《新聞面對面》中為蔣萬安之子護航。（翻攝自YouTube）

同樣的標準，也應該適用在蔣萬安兒子的交換學生爭議上。政治人物的孩子當然可以出國、參加交換計畫，但社會對政治人物子女是否取得特殊待遇有所疑問，也是民主社會合理的監督。面對這類質疑，最好的方式不是要求社會停止討論，而是把制度、資格與程序攤在陽光下，讓社會自己判斷，這套檢驗標準必須一致適用於所有的政治家族。蔣家的下一代如此，李家的下一代也是如此。

蔣萬安此次面對兒子出國交換的爭議，最好的處理方式應是把制度、資格與程序攤在陽光下，讓社會判斷。（資料照）

因此，今天重新談李柏毅，已經不是在討論「李新的兒子做得好不好」，而是在問「李柏毅自己做得好不好」。2018年的選民可以因為對李新的感情，把票投給他的兒子；2022年的選民也已經給了李柏毅足夠的時間與機會，讓他建立自己的政治履歷。到了今天，他更應該被當成一個獨立的政治人物接受檢驗。政二代可以繼承政治資本，卻仍必須靠自己的表現贏得選民信任。從蔣萬安到李柏毅，我們真正應該思考的，並不是政二代有沒有資格從政，而是他們取得比別人更好的起跑點之後，有沒有能力證明自己值得這份機會。父母可以交棒，選民卻永遠保留把棒子收回來的權力。這才是民主政治真正的世代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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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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