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币汇率发声 央行首次系统阐明政策立场

　　10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以下简称《立场》)发布，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央行首次系统阐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值得关注的是，近期央行针对人民币汇率“低估”言论多次发声。此前，央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中国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防范市场“羊群效应”和非理性预期的自我强化。同样的表述在之后召开的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三季度例会上被再次提及。

　　“近期，国际上关于贸易摩擦和全球失衡的讨论增多，人民币估值成为其中的一个讨论焦点。”全国青联常委、中国工商银行现代金融研究院院长杨赫注意到，G20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会，以及最近的中欧经贸谈判都将人民币汇率及我国的顺差作为重点讨论议题之一，“部分西方经济体将我国取得的外贸成绩曲解为是通过人为压低汇率制造价格优势，向全球输出过剩产能实现的，并将此作为在经贸谈判中向我国施压的话术和筹码。”在杨赫看来，此次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主要回应三个关键问题，即人民币汇率是否被政策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是否被低估、全球经济失衡是否能靠中国单方面解决。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

　　央行数据显示，过去人民币多轮升值并未影响中国贸易发展，贬值时期中国出口份额也没有更快提升。2005-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1%、2010-2014年升值10%、2020-2021年升值9%，同期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分别上升2.4个、2.8个和1.7个百分点。而2016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7%、2022年人民币贬值超8%，同期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均下降0.7个百分点。

　　“经常账户顺差并不一定推动本币升值”

　　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价格，汇率的波动关乎跨境消费成本、企业发展效益与个人理财收益。《立场》提到，汇率是货币之间的一种比价关系，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重因素影响。分析汇率变化，不仅要看货物贸易，也要看服务贸易；不仅要看经常账户，也要看金融账户；不仅要关注经济基本面因素，也要关注预期等因素。

　　“汇率和经常账户之间没有简单线性关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郭迎锋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近年来，日本、瑞士、德国等顺差国货币也出现过贬值，美国长期存在经常账户逆差，美元总体仍维持强势。“2026年上半年，韩国在人工智能热潮中顺差扩大，韩元却继续贬值，也说明资本流动和市场预期往往比贸易差额更能影响短期汇率。”郭迎锋注意到，我国这些年一直在主动调整。根据央行数据，经常账户顺差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已从2007年9.9%的峰值回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10年的37%升至2025年的52%。

　　《立场》显示，从中国情况看，经常账户顺差流入的资金又通过企业、银行等对外投资运用到全球，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经常账户顺差并不一定推动本币升值。

　　实际上，近年来我国贸易的重要结构性变化之一，就是对汇率变化的敏感度下降。

　　“贸易对汇率变化的敏感度下降，根本原因在于出口结构变了。过去不少订单主要拼价格，现在更多拼技术、质量、交付、服务和供应链稳定性。”郭迎锋告诉记者，汇率变化会影响利润，但很难单独决定订单去向。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3.26万亿元，同比增长39%。“像电动汽车、锂电池、风电设备等产品，竞争力来自技术迭代、产业链配套和规模优势，不是靠货币贬值。”郭迎锋说。

　　杨赫也认为，随着我国产业升级，技术、质量和产业链配套形成的综合优势更加突出，出口“含金量”提升，订单对短期价格变化的敏感度有所降低。“汇率仍影响企业成本和利润，但其对出口的作用需结合产业竞争力和市场需求判断。”

　　他发现，2025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8.51万亿元，“新三样”出口增长27.1%，较整体出口6.1%的增速高出约21个百分点。2026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新新三样”表现突出，工业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18.6%，手术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3.3倍；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AI相关产品出口超4800亿美元，同比增长47.3%，占整体出口比重达22.7%，为“新新三样”中出口额最大、增速最迅速的板块。“这些高附加值产品具有更高的产业链配套效率、技术积累和交付能力，市场竞争力和议价能力都更强，可以更灵活地应对汇率波动。”杨赫说。

　　“去政治化是客观认识汇率及全球失衡问题的前提”

　　从汇率的定义到我国汇率制度的特征，央行在什么情况下干预，中国贸易竞争力来自哪里，全球失衡应由谁承担责任，《立场》厘清多个问题。业内人士认为，在汇率问题越来越同关税、补贴、产业链政策捆绑、带有明显政治化色彩的当前，《立场》从多个维度对将汇率问题政治化、工具化的观点作出回应。

　　“去政治化是客观认识汇率及全球失衡问题的前提。”杨赫认为，汇率决定、外部均衡及全球经济失衡等是经济问题，要遵循经济学规律。人民银行在《立场》中强调市场定价、审慎使用汇率估值模型，并呼吁全球共同承担失衡调整责任，实质上是推动对人民币汇率及贸易顺差的讨论回归经济规律，是以一个负责任的态度积极为当前全球经济再平衡贡献中国智慧与力量。

　　在他看来，无论是汇率水平还是贸易的顺差或逆差，事实上都是市场运行的结果，因此汇率被高估或低估、全球的失衡本质上是市场机制的扭曲和不完善，需要一个长效的、可持续的制度框架进行调整纠偏。

　　郭迎锋也认为，《立场》划清了两条边界，即汇率可以在多边框架下沟通协调，但不能被当成贸易谈判的筹码；汇率应由市场供求和宏观基本面决定，不能由外部指定一个必须达到的水平。“强迫升值本身就是非市场化做法。”他认为，人民银行强调把汇率放在金融稳定框架下管理，不是回避讨论，而是反对单方面施压和政治操弄。

　　值得注意的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上对何为最优汇率选择进行了激烈讨论。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记得，当时形成的最终共识是：“没有一种汇率制度适合所有国家以及一个国家任何时期”，这意味着任何汇率选择都有利有弊，如汇率灵活的好处是，有助于发挥汇率浮动吸收内外部冲击，调节经济运行和国际收支的作用，但不足是，容易出现顺周期的单边“羊群效应”，导致偏离基本面的汇率超调。为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推荐汇率政策操作的最佳实践是：日常对于汇率涨跌善意地忽视，只有当其影响到货币政策传导(即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时才出手干预。

　　在管涛看来，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框架下，中国外汇市场调控践行了上述标准，稳汇率的操作主要针对影响金融稳定的风险。

　　《立场》显示，19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部分国家货币大幅贬值，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在维护地区经济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许多国家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人民币保持了基本稳定。近年来，有关国家发起贸易战，美联储大幅陡峭加息，非美元货币普遍面临较大贬值压力，中国人民银行适时采取宏观审慎政策措施，防范人民币汇率向贬值方向超调。

　　“全球经济失衡不是某一种货币造成的”

　　事实上，针对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立场》也概述了其成因、责任与药方。

　　《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

　　对于我国的着力方向，《立场》强调，中国坚定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战略方向和重点举措，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新一轮全球经济动态平衡贡献力量。

　　“全球经济失衡不是某一种货币造成的，也不是人民币升值就能解决。”在郭迎锋看来，解决全球经济失衡还是要靠各国推动自身结构性改革：逆差国提高本国储蓄率和产业竞争力，顺差国扩大消费和投资。

　　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院长郭凯也认为，人民币升值不是解决全球失衡问题的万能药，“仅仅只靠人民币升值，不但对解决全球失衡问题帮助不大，还会有非常明显的副作用。”

　　他进一步分析说，人民币快速升值类似于一次巨大的成本冲击。根据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的研究，中国制造是全球制造业价格的锚，中国一年有4万亿美元的货物出口，这是一个大约20万亿美元的市场。“人民币的迅速升值不仅会带来中国出口价格的明显上升，更可能会影响全球制造业产品的定价，哪怕产品不直接来自中国。这对于多数国家仍然居高不下的通胀而言绝非好消息，也会让央行陷入困境。”

　　郭凯还提到，在美国仍然保持巨大财政赤字，欧洲开始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和军事投入，AI需要巨大的私人资本投入时，全球储蓄正在成为更为稀缺的资源。“中国对外顺差的另一面是中国对外输出的净储蓄。如果中国顺差下行，而逆差国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其结果只能是更高的债券收益率，而主要发达国家的债券收益率已经上升到了多年来的高点。”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