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家”古国：五千年前的文明社会样本

　　泰沂山北麓的风，从五千年前吹来，掠过遗址的探方。考古的手铲停住了，土层里渐渐露出的器物让他惊喜，一大一小两把玉钺渐次出现在墓主身前，穿孔处残留着朱砂的痕迹，柄端还有雕刻精美的骨筒。此前，毗邻此墓的大型祭祀坑和一棺一椁的高规格葬制，已让考古队隐隐预感，“墓主一定非比寻常，要么身份特殊，要么地位显赫”。两件既是武器，也象征军权与王权的钺，愈发坐实了猜测——这不是普通的死者，而可能是“古国”领袖之一。

　　人骨保存得并不好，钙化得厉害，清理时大家只看出他骨骼粗大、身形伟岸。当人骨进入实验室，经体质人类学者测量，让人意外的数据出现了，这座大墓的主人，一位约五千年前的男性，身高达到了一米九。这还只是骨架高度，当他还在世，覆上皮肤软组织等，可能更加高大。

　　如今埋葬他的这片土地，名叫焦家村。它坐落于泰沂山北麓的巨野河东岸，河水裹挟泥沙，也孕育这片土地上的古老先民。他们逐水而来，在河岸的高地上建房、夯墙、掘壕，一代代生息繁衍，又一代代埋葬于此。聚落铺展开来，壕沟环护，城墙耸起，半地穴的窝棚建起又填平，发展出地面式房子，继而又有了多间相连的宽敞大屋。王者和贵族的墓穴与众多祭祀坑相邻而列。这些祭祀坑，一类纯粹以器物为祭——数百件陶器被刻意打碎后层层叠压；另一类则以生灵为献——整猪、整狗，乃至罕见的鹰，安卧坑底。

　　今天的焦家遗址，记录着先民们在定居经济中日复一日的生活轨迹、生死观念和精神信仰。社会阶层分化已露端倪，“礼制”初具雏形，文明化进程悄然铺展开来。在这五千多平方米的有限发掘范围内，被黄土掩埋的故事再次被唤醒，诉说尚未发现文字记载的上古时代。

　　“出器物了！”

　　出租车刚驶进焦家村就挪不动了，集市和人群把村道堵得有点严实，卖苹果的、卖猪肉的，摊子摆出去老远。“考古队就在村子大队部，往前面走，随便问谁，都能给指路，遗址80年代就发现了，是大汶口时期的……”和遗址相伴几十年，考古队也驻扎了十年，村口的大爷都能说出个一二三。

　　焦家遗址地处济南市章丘区西北20公里，主要分布于焦家、苏官、董家和河阳店等村庄之间的农田里，南距著名的龙山和岳石文化城址——城子崖仅约5公里。城子崖再往西，不到两公里，又有山东地区目前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后李文化的西河遗址。所以，这片区域被当地人戏称为“遗址窝子”。1987年文物普查时，焦家遗址被发现。20世纪90年代初，经过考古部门小规模试掘，后来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山东大学的师生刚来进行考古调查时，村民见他们在田里转悠，一度认为他们是来破坏遗址的。如今，他们已经是村里最熟悉的“外来户”。

　　王芬是焦家遗址考古队的领队。从学生时代开始，就接受聚落考古学训练，这套方法的核心与传统考古相比，有一个重要的转变：考古不仅是找文物、挖东西，而是真正以人为中心去考察古代社会。墓葬有多少、城有多大、出土了多少玉器陶器——这些都只是散落的点。真正要追问的，是那个社会怎么运转，人怎么生活，社会组织如何结成，意识形态怎样塑造了当时的世界——一种以人和社会为核心的考古学研究范式。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套理念和方法，在国内被深入探讨和实践开来。从本科毕业后参加的第一个发掘项目——中美联合考古队对两城镇遗址的开创性发掘，到深度参与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的大规模揭露，再到独立主持胶东半岛小型贝丘聚落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王芬跟着这套方法辗转于不同遗址之间，心里慢慢铺开了一张清晰的路线图——如果能完整接手一处大遗址，该怎么做、解决什么问题、走什么路。然后，焦家来了。

　　一圈调查走下来，根据遗址面积、堆积情况并结合20世纪90年代的试掘和出土文物，王芬心里笃定：这是一处高等级遗址。考古队拉起来没几天，她就对同事说：“咱们好好干，争取两年后评个‘十大’。”谁也没想到，果真在两年后，焦家遗址成功入选“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那时，虽然王芬有信心，但焦家遗址发掘的开端，并没有她预想中顺利。发掘前的勘探，就让她有点失望，和之前做过的龙山文化遗址比起来，焦家的地层太过单调——龙山文化时期遗址的土像是活的，黑土、黄土、棕土，一看就知道社会生活复杂，但焦家遗址勘探出来的土几乎全是黄色，功能分区和遗迹性质较难分辨。原以为几天就能探得差不多，工期一下被拉长到半个月。好不容易初步判断出墓葬区可能在西南，房址偏东北，但两功能区之间恰好有一片相对干净的空白地带。发掘区布在哪一头？墓葬区还是居住区？布在偏东可惜了西边，布在偏西又放不下东边。最后，王芬索性做了一个颇为冒险的决定：拉一条南北横向延展的探方区，从居住区一直切到墓葬区，带上中间那片空白地带。

　　开工以后将近两个星期，手铲刮过的剖面干干净净，遗迹少，器物也不多，且多属汉代及更晚的时期。每天收工的时候，探方壁上一片单调的黄，没有想象中层层叠叠的大汶口文化堆积。王芬站在探方边，心头渐渐起了焦灼，怀疑自己。

　　高校考古队伍主要由老师和学生组成，技师等专业力量较弱。“如果工作迟迟不能取得突破，能否实现预期的育人和科研目标，当时压力还是非常大。”山东大学本科生院院长、焦家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王芬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最焦灼的时候，转机出现了。“出器物了！”学生们掩不住兴奋，一个长条形的遗迹疑似墓葬，紧接着，陶杯、陶鼎一件件从墓底剥离出来——根据器物形制判断，确凿无疑属于大汶口文化时期。喜悦在工地上迸发。不能让陶器在地里过夜，那天晚上，没人想去睡觉，大家倒班，打着手电清理了整整一个通宵。王芬凌晨四五点的时候去眯了一会，7点就又醒了，“高兴、激动得不得了”。

　　那一夜后，仿佛触碰到了某个机要阀门，夯土城墙、护城壕沟、祭祀坑和大型墓葬在内的诸多高等级设施陆续出现，出土了大量规格齐全的玉器、白陶、黑陶和彩陶等高端礼仪用具，为探究黄河下游地区古代社会的发展演进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一米九的山东大汉

　　今年暑假，开学就要在山东大学考古学院读研一的沈阳没回老家，留在工地进行考古绘图。无论是队员租住的村里旧平房，还是遗址边的移动板房，条件仍然有限。“还可以，屋里有空调，院里也能洗澡。”沈阳觉得他和同学的工作、住宿条件，比起第一拨来遗址的学生，已经好了很多。每次提起当年的学生，王芬都感觉愧疚，那时候房间里没有空调，一个屋上下铺住着十几个人，夜里闷热得睡不着，大家就坐在院子里绘图、写发掘记录，驻地也没有洗澡间，他们只能隔几天去一次镇上的公共澡堂。

　　十年时间，近300名学生在这片土地上完成从课堂到田野的跨越，走上了考古一线。如今在山东大学考古学院留校任教并长期驻守在焦家村的武昊，2017年刚到遗址时，还是博士一年级的学生。在焦家遗址的探方中，他觉得他们这群人像是一个重案组，通过蛛丝马迹寻找历史中的真相。例如今天备受外界关注的“一米九大汉”，墓葬编号为M184，当初发掘时，最让他们困惑和震惊的并非身高。

　　发掘之初，最先露出的不是墓葬，而是一个直径约七米的圆形大坑。这个坑形制规整、体量巨大且处在大型墓葬区，很可能承载着某种特殊功能，后来逐渐被废弃堆积填平，坑内填土呈现均匀的深黑色。M184，恰好坐落于这个黑土坑的正中央。这样的位置关系令人费解——从层位关系判断，大墓晚于大坑，是后来者挖开坑底，将墓主安葬于这个曾具特殊意义的圆形空间正中。在深黑色土之中寻找出墓葬轮廓，是整座墓发掘中最艰难的环节之一。黑色填土与棺椁朽痕之间的色差极微弱，稍纵即逝，用肉眼分辨极为困难。武昊带着学生一遍遍在探方里刮面、洒水、观察土色变化，反复确认木头曾经存在过的那条隐约痕迹，不敢轻易下结论。

　　从清理大坑，到确认坑内有墓，再到厘清层位关系，这一连串判断耗去了比预期多得多的时间。等到M184的棺椁边界终于被清晰地辨认出来，已经是两周之后的事情。

　　让考古队意识到M184非同寻常的，除一椁一棺的葬具形制，还有紧邻其侧的编号为H605的器物祭祀坑。H605规模不算太大，但里面填满了陶器——接近200件，这些陶器全部被打碎后填埋进去，碎片层层叠叠，这在山东地区同时期的遗址中从未有过先例。两年时间，考古队将此坑内上万片陶片逐一拼对、修复、记录，逐渐还原出它们原本的组合形态。器物组合中以40余件体量较大的青灰色或红色陶壶最具特色，形制规整，数量庞大，列阵般排开，蔚为壮观，似乎是一场盛大仪式所留下的遗存。

　　M184墓主棺椁之间陪葬的九件陶壶与H605中修复的陶壶在质地、形制上高度一致，二者之间的密切关联因此更加清晰。最终他们确信：这是一组精心设计的祭祀遗存，祭祀的对象，正是M184中身高一米九的墓主。千年流转，黄河流域的乡村至今仍有“摔瓦盆”的丧葬习俗——这抔黄土之下，是否还回荡着五千年前那些盛大仪式的余音？背后的故事，依然引人遐思、未完待续。

　　提起远古时期人类，以往的研究者和公众认为当时生活艰辛，环境恶劣，所以人的身躯矮、体质弱。但身高一米九的墓主人的出现，颠覆了这种认知，引发学术界对古代人类体质发展状态的重新审视。在焦家遗址，大高个并非孤例，类似M184的大墓还有好几处。王芬记得，在城墙附近，发现了一处高等级墓葬，骨架清理完成后，连见惯了人骨的技工都忍不住多看几眼——目测墓主身高在一米八五左右，骨骼舒展，骨相端正，颅形匀称。王芬站在探方边往下看，恍惚间，几乎看到一位玉树临风的君子立在面前。

　　玉器大量随葬，钺、环、璧、镯等品类齐全。在王芬看来，能加工玉这种硬质材料的人，软性材料工艺水平必然更高——能琢磨玉石，就懂得纺线织布；知道在身上佩戴玉饰，就一定不会忽视衣裳。彩陶上的朱红、赭石、黑白纹饰，是先民把最美的颜色留给陶器。那么服装呢？她相信那个时代的人同样会把颜色染在织物上，穿得讲究而体面。加之手中可能握着的兵器——毕竟大汶口时期部落之间的冲突并不罕见。于是，五千年前的这位高大墓主，在她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玉饰在身，衣冠齐整，能文能武，站在那里，就是一整个时代的体面与尊严。

　　据研究推断，这些墓主身材如此高大，可能因为当时农耕时代广泛种植谷物和饲养家畜，食物更加丰富和稳定，营养充足促进身体素质提高。同时，墓主人在部落中等级都较高，占有的物质资源更多。通过股骨测算发现，焦家遗址男性平均身高超一米七，女性也有一米六以上，同时期的良渚文化，身高要矮将近十厘米。这些山东先民不仅高大健壮，BMI指数更显示他们身材匀称、肌肉发达，狩猎、农耕与体力劳动塑造了他们的健美体魄。

　　饮食方面，焦家的大汶口人堪称“美食家”。根据碳氮硫稳定同位素的分析，先民食谱极为丰富，以粟黍农业为主，也摄入一定动物蛋白。遗址中，发现大量淡水鱼类骨骼，证明鱼类资源十分丰富。更令人惊叹的是，陶器残留物分析显示大汶口人已掌握粮食酿酒技术，成套酒器的出土印证了“饮酒之风”盛行，甚至为今人调侃的“山东人能喝”找到了历史根源。

　　多学科研究的介入，为后世展现了一幅生动的远古生活图景，甚至包括那些日常到近乎琐碎的细节。例如以高规格下葬的领导者也没有“不事生产”的特权，他们的关节磨损程度、关节炎发病率与其他人几乎无异，一样下地干活；先民们枕骨变形普遍存在，五千年前山东就流行“扁平头”了；“蹲”是每个焦家居民的惯用姿态，曾经在互联网上引发极大讨论的“亚洲蹲”，至少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盛行。

　　从2016年至今，焦家已清理完成近五百座墓葬，先民的社会面貌逐渐清晰。规格不一的墓葬代表着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最高等级的大墓出现了三重棺椁——这是目前中国年代最早的实例。更让人意外的是，整个墓地中木质葬具的使用率接近百分之七十，在全国同时期其他墓地中极为罕见。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王芬提到一个对比：一直到一百年前，普通人家还以“攒一副棺材板”为毕生之事，很多人离世时不过草席裹身。而五千年前的大汶口时期，在这片土地上，将近七成人死后拥有木棺。这不是古代惯有的金字塔式社会，而是更类似于纺锤型，“中产阶层”为绝大多数。即便用现代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尺度去衡量，它都呈现了一个相对先进和稳定的样态。

　　“礼出东方”

　　走到发掘区南侧，一片黄土探方边缘，剖面上布满密密麻麻的圆形凹点，大小如乒乓球，排列齐整。“看这儿，这是五千年前城墙施工时，筑城者用集束棍一下下砸实留下的夯窝。”沈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一段裸露的城墙平面。

　　在考古界，界定一座遗址曾是一座城，最核心的物证莫过于确认城墙与壕沟。20世纪90年代初，山东考古界著名学者张学海曾推断遗址可能存在城址，但当时的工作重心在城子崖，对焦家遗址的探索投入有限，仅在遗址东南方向因取土破坏较为严重的外围区域做过小范围钻探，未能找到明确的城墙或壕沟证据。

　　王芬带着考古队第一年挖出房址和墓葬后，也给自己立了目标，找城墙。她已经发现了疑似点位，一道隆起的黄土垄，硬且高出周边。王芬站在上面看过很多回，心里有疑，但不敢说——没实证，没地层关系的支撑，说出来就是一个考古人的不严谨。她悄悄跟同事提过，换回一个匪夷所思的眼神。

　　第二年，一个学生在探方里刮面，收工时揉着胳膊抱怨：“老师，这土太硬了，别说刨了，刮一会儿胳膊就疼。”这句话戳中了王芬。但她知道，光土硬不能证明什么，城墙得有结构，得有人工痕迹。

　　探方继续挖。一天上午，学生们在刮面，新鲜土面上，一个角落里隐约露出成片的凹痕。王芬在上头走着，一眼就看见了——夯窝！她马上自己上手用手铲刮开来，一片人工打筑痕迹清晰地出现了，王芬到现在都记得当时激动的心情，“心心念念的东西，找到了”。她立刻把几个得意门生全喊过来：“我们的设想要实现了。”

　　从那片夯土开始，结合着外围的追踪式勘探，城墙的走向很快就被确认了出来。一些大汶口时代中期晚段的大型墓葬打破了夯土墙，层位关系明确，因此城墙的年代不会晚于大汶口中期晚段，代表了海岱地区(以‌山东为中心‌的黄淮下游区域)目前年代最早的城址，距今五千年左右——与良渚古城同时期。只不过良渚的城墙是堆筑而成，焦家的城墙，是一棍一棍夯出来的。这种技术，甚至比几百年后的龙山文化城墙还要先进。在它之后，龙山文化时期城址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史前筑城运动进入第一个高峰期，小国林立的城邦格局由此拉开序幕。

　　《礼记·礼运》曰：“城郭沟池以为固”。城墙这样的大型防御性工程意味着调动人力、供给物资、维持秩序，这是古国时代社会组织与管理能力的体现。在发现和确立良渚古城这一长江流域五千多年前的聚落遗址之后，黄河中下游也迎来了属于这一时段的重量级最新实证。焦家遗址以夯土城墙、环壕、高等级墓葬与成组礼器的完整组合，为距今五千至四千五百年的黄河下游，增添了一处关键坐标。

　　最早建起的小城，面积不大，连同外围壕沟不过十二万平方米。这座小城的使用时间大约只有一百年。先民们逐渐发现城不够用，便以原来的城墙为基准，向外扩了一圈——像北京的二环一样，回字形拓展，最终形成多重城垣。第一年和第二年的发掘区，恰好布在小城南城门附近。几乎是卡在正中，幸运得近乎神奇。

　　今年获得“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南佐文明代表黄土高原早期国家，与焦家遗址基本处于同时期，两者却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气质。王芬把它们称为西高地文明与东洼地文明，一个以严整的礼制秩序彰显王权气象，一个以务实的世俗治理维系社会运转。南佐遗址总面积约六百万平方米，核心区由九座大型夯土台及环壕围成，拥有目前国内所见年代最早、最为清晰的都邑中轴线。宫城择中而建，主殿择中而设，主次分明、层层递进。这是一种将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并以王权为核心的建筑格局，秩序感贯穿整座都邑。而焦家所在的东部低地，河流冲击，水患频繁，有限的土地要养活更多的人口。所以东部先民不在神性上多做文章，他们把更多心思都投向了世俗社会的经营——组织人、管理人、统治人。

　　这一点，从出土器物上看得格外分明。大汶口人对酒器有着超乎寻常的执着。一座高等级墓葬中，一位三十多岁的贵族女性，棺椁之间摆了一长溜器物：一壶配一杯，排了整整一排。一个人喝酒，一个杯子足够，但他们偏要成套配置。酒在这里不是饮品，而是社会关系的黏合剂，是群体身份认同的媒介。

　　玉器的使用方式也透着这种务实精神。良渚的玉器多为祭祀使用，沟通神天；焦家的玉器全是人用的——玉钺是权杖，握在手里就是权力本身；玉镯套在腕上，指环戴在指间——粗壮的玉戒指，整个遗址出了几百件，其他大汶口文化遗址尚未见过如此集中的发现。还有玉项饰、绿松石耳坠，多是装饰，重在世俗。

　　棺椁制度清晰体现出高、中、低等级，葬具规格判然有别。虽远未形成后世那样严整完备的礼制体系，但礼制的萌芽已清晰可辨——不同阶层在身后世界的安置方式，被一套日渐成形的规则所约束。几年前，曾有学者称焦家为“文明的前夜”，今年是遗址发掘的第十年，王芬觉得，这个说法也许保守了，经过十年研究，她称焦家遗址所处的大汶口文化时期为文明的“黎明”——商周时期最典型的青铜器，正是中原地区将中亚传来的青铜技术与海岱地区陶器器形结合的产物。而与夏代对应，被学者称为“最早的中国”的以洛阳为中心的二里头文化，其中发达的礼制许多即脱胎于彼时可能已被称为“东夷”的海岱文化区。

　　焦家遗址获得“全国十大”后，办过几次展览，都取名“礼出东方”——礼是礼制，更是社会治理。五千年前的焦家人，务实、高效、善于组织，很少在虚无的事上浪费心力。他们自己，就是这片土地上的秩序。

　　武昊有时候觉得，五千年时光，在山东这块土地上好像并没有走远。比如饭局上的座次——谁主位，谁副陪，左右手边分别是什么身份的人，一整套规矩严丝合缝。不了解的人以为这是套路，但武昊觉得，它的本质不在于吃饭喝酒，而在于让每个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今天这场合里的位置——你是什么角色，该说什么话，然后完成自己的任务，就够了。酒量是控制的，目标是清晰的，秩序是预先安排好的。

　　“底层的逻辑一脉相承。规矩不是为了束缚人，而是为了让一个群体在默契中，各安其位，各司其职。”武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王芬看来，中国人的精神特质——对世俗社会的经营、对人情伦理的看重、对血缘宗族的执念——根子就在黄河流域。因为这里是典型的农业社会，一年四季，播种、管理、收获。高密度人群聚居地带，唯一的出路就是把资源分配好、把人组织好。否则，群体无法繁盛，血脉无法延续。

　　焦家遗址正是这种精神特质的早期标本。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这片区域的社会变革加速，内部贫富差距拉大，等级分化加剧，社会上层开始掌握权力。外部则表现为对土地和人口的争夺，聚落之间激烈竞争。焦家遗址的先民们，最后经历了一场变故，内患还是外敌，至今没有定论。一批高等级大墓被集中捣毁，墓主被人从棺椁中拖出来。社会上层被连根拔除了，但底层的老百姓还在，又住了一段时间，盖了一批房子，大约不到一百年，聚落也渐渐冷清。再后来，这批人消失在茫茫历史中，不知去向。政治中心转移到了五公里外的城子崖，大汶口文化过渡为龙山文化，地域更广，水平更高，在迈向早期文明的进程中又进了一步。

　　搞考古久了，对人世间的沧海桑田、荣辱兴衰看得格外清楚。王芬的学术生涯遇到过不少困难，这种时候，她就想想自己研究的那几千年——一座城，无论曾经多么辉煌兴盛，最后也归于尘土。“站在这个尺度上回望，那些曾让你激动的也好，让你起伏的也罢，慢慢都能在心里找到一种和解，一种平静的安稳落地。”王芬说。

　　整个焦家遗址约一百万平方米，目前仅发掘了五千多平方米，不过是冰山一角，更多谜题仍埋在地下。 英国考古学家保罗·G.巴恩说过一句话：“如果我们要知道我们正在去向何处，那我们就需要追溯我们的轨迹，去看看我们来自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