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突破性的发现，改写了对各个区域文明进程的认识

　　长江下游，良渚人在水网之间修筑起庞大的城址；在黄土高原腹地的陇东，南佐人也开始了一项宏大的工程：他们在董志塬上夯筑高台、修建宫室、规划中轴线，建起史前都邑。

　　巧合的是，两座史前巨城规模类似，如同双星耀世。

　　不仅是南佐遗址，近年来一系列新发现，更新了距今四五千年的文明发展版图，一些原本暗淡的区域被点亮。而在很长一段时间，良渚、牛河梁、石家河等遗址构成了认识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坐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王巍认为，新的发现将改变人们对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认识。

王巍  图/受访者提供

　　双星并峙：媲美良渚的北方巨城

　　《中国新闻周刊》：这两年的考古新发现中，有一系列距今四五千年的成果，这是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阶段的新证据。其中最显眼的当数南佐遗址，你提出“南良渚，北南佐”的说法，这两个遗址是同等重要的吗？

　　王巍：南佐遗址有趣的一点，是它总面积约600万平方米，核心区约30万平方米，这两个数字竟然跟良渚很接近——良渚外城630万平方米，莫角山核心区也是约30万平方米。数字当然只是巧合，但说明以陇东为代表的区域文明进程不但不晚，基本上与长江中下游同步，且规模相近。

　　南佐遗址首先是规模巨大，证明当时社会金字塔的顶层有巨大的组织能力，能动员大量人力来做持续的公共工程。其次是布局，核心区以中轴线统一规划，说明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古代城市的中轴线格局已经基本形成。

　　以前我说过，在距今5500年前后，南有凌家滩，北有牛河梁，这是区域文明的一对双子星。现在来看，到了距今5000年，南有良渚，北有南佐，可以说也是一对区域文明的双子星。

　　《中国新闻周刊》：南佐遗址会改写我们的哪些认知？

　　王巍：从区域上看，过去距今5000年前后的重要发现主要在长江中游、长江下游、黄河中下游，以及辽西地区，西北地区相比之下比较少，给人感觉是西北地区的文明化进程相对比较晚。最近十几年来对石峁遗址的发掘就让人非常震惊，南佐的重要性在于，它距今5000年前后，我们没想到在陇东有那样规模巨大的都邑性遗址。它突破性的发现，改写了我们对各个区域文明进程的认识。

　　《中国新闻周刊》：从距今4300年前后开始，晋陕地区就不寂寞了，山西襄汾陶寺和陕西神木石峁两个重要古国并肩而立。南佐遗址与它们并不远，从南佐到陶寺、石峁，有一个连续的发展脉络吗？

　　王巍：它们年代上是有间隔的。南佐遗址大概距今4600年衰落，陶寺遗址始于距今4300年，隔了几百年，应该说不是直接的继承关系。但是陶寺、石峁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以陇东为代表的区域，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分化已经相当严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陶寺和石峁的出现，是有更早的根基的。

　　从南佐到陶寺、石峁，不是一个线性的、直接的传承关系，而是西北和北方地区在距今5000到4000年这一千年间，文明化进程持续演进在不同阶段、不同形态的呈现。

　　北方地区如何走进文明时代

　　《中国新闻周刊》：石峁是北方地区另一处重要遗址，与南佐相比，它的时代更晚，军事色彩也更浓厚，这十几年不断有震撼的新成果。你认为石峁未来的考古潜力在哪里？

　　王巍：它的潜力主要还是墓葬。可惜的是，石峁的墓葬被盗很严重。现在发现的那些墓葬，究竟是不是最高等级的？最高等级的墓葬是不是已经发现了？还不确定。

　　还有高等级建筑。它的建筑规模有多大？布局有什么特点？是不是也有中轴线的雏形？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我们一直认为，一个社会进入“国家”阶段，在考古上应该有若干表现。最重要的是都城，规模大还不够，一定要有高等级的宫殿区。其次，既然有社会分化，就应该有大墓，形成一套彰显权贵身份的礼器系统。但是这些证据可遇不可求。

　　另外，要通过DNA等手段来研究人群之间的关系。比如石峁人和陶寺人是不是同一个群体？石峁是不是南下摧毁了陶寺？陶寺宫殿区的大沟里发现了很多被砍杀的人骨，究竟是陶寺人，还是外来人？

　　石峁太特殊了，起码在古史传说当中，我们现在找不到它对应的位置。它究竟怎么来理解，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当中发挥了什么作用，是不是它的南下导致了陶寺的废弃——陶寺一般被认为跟尧乃至舜有关——还有好多需要研究。

　　《中国新闻周刊》：今天如何看待石峁这个族群的身份？

　　王巍：首先，对于石峁这个族群的身份，我们还不清楚。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各个区域都有自己的文明产生和发展过程，都有各自特点，甚至生业形态也各不相同，有以农业为主的，有农牧混合的。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交流，有和平的交流方式，比如贸易、通婚、结盟，也有暴力的交流方式，那就是战争。

　　我一般不太愿意用“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样的称呼，那是中原人对周围族群的贬低的称呼，不是这些族群的自称。总的来说，它们是相互联系的大的整体，与中原密不可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DNA研究也表明，中华文明确实有一个融合的过程。

　　《中国新闻周刊》：这一系列距今四五千年的发现最近几年集中涌现，可不可以说现在中国考古的重点就是这个时期？

　　王巍：这肯定是一个重点时期。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里，还有一个河北宣化的郑家沟遗址，这是红山文化晚期的中心性聚落遗址，也是在距今5000年到4800年左右。

　　过去我们一直认为红山文化在距今5000年或者5100年左右就消失了，最典型的牛河梁遗址就是那时衰落的。但郑家沟的发现表明，红山文化并没有消失，而是发生了政治中心的南移。因为出现了干冷的气候波动期，红山文化的族群就向南走了三百多公里，到了河北北部，又延续了几百年。郑家沟遗址的发现，对研究红山文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真正意义上的突破。

　　所以为什么距今5000年有这么多大遗址呢？这个时期的形成是有历史条件的。距今8000年开始进入温暖的大暖期，农业发展，人口增加，社会开始分化。距今6000年左右加速，社会复杂化进程明显提速，再经过近千年的积累，到距今5000年前后进入文明形成的关键阶段。所以我们现在各个地区都在探索区域的文明化进程，以这个大的目标牵引，就出现了很多新发现，这对于我们认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会提供越来越多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