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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September 27, 2026

中國年輕人的「學術偶像」項飆:他讀懂了一代人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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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掉下來的一顆星」,這是韓子涵(Zihan Han,音譯)形容她最近瘋狂迷戀的一位男士的方式,中國年輕人稱他為「偶像」。

但這個人不是流行歌手,也不是電影明星,而是一位54歲的人類學家。項飆教授意外成為日益迷惘的一代的引路人。

原因在於他所談論的主題:焦慮,以及如何面對焦慮。

中國的經濟與科技以驚人的速度發展,但仍有許多事情困擾著Z世代(Gen Z),從就業到婚戀前景,再到必須跟上時代的巨大壓力。

「如今從學校走向現實社會帶來了許多不確定性,人們常常感到焦慮,因為不知道該如何面對,」一位23歲的中國畢業生說。她不願透露姓名,因為擔心接受外國媒體採訪可能影響自己回國找工作的機會。

「人們在生活中需要一個錨。而他的話讓我們感到,這世上有一個人懂我。」

她和子涵是最近擠進新加坡一個禮堂的約500人中的一員,其中大部分是海外華人。項飆用普通話演講了一個多小時,隨後回答提問。活動結束後,數十人排隊與他見面合影。那位中國畢業生稱之為「一場學術粉絲見面會」。

項飆曾接受中國主要媒體的專訪,並前往中國多所頂尖大學演講,包括他的母校——著名學府北京大學。今年早些時候的一場演講因禮堂座無虛席而進行了網絡直播。據中國媒體報道,「有疑惑,問項飆」已成為一句流行語。

最近約有500人在新加坡聽了項飆的演講

圖像加註文字,最近約有500人在新加坡聽了項飆的演講

在新加坡,項飆談到當今中國年輕人所尋求的認可——他們往往向各種制度尋求肯定,從競爭激烈的考試到穩定的工作——而這種肯定如何成為衡量自我價值的標準,令人疲憊且痛苦。

他認為,更健康的方式是從他人那裡尋求意義與理解,並藉此更好地認識自己。

這些都不是立竿見影的解決辦法。但在一個不滿情緒可能在政治上敏感並受到嚴格審查的國家,他是一位罕見的公眾人物,直面他所稱的「時代的痛點」。

「每個人都知道問題在哪裡,但他們不願正視它。有時是因為太痛苦,有時是沒有辦法,」他在新加坡一邊喝茶一邊對BBC說。

「但作為學者,如果你能描述它,就不可怕。這正是分析和管理它的方式。」

他現居德國,擔任馬克斯·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Social Anthropology)所長,研究中國及亞洲其他地區的社會變遷。

項飆認為,中國社會正處於一個「轉折點」,人們在理解快速的社會與經濟變革的同時,也在尋找人生的意義。他看到了種種矛盾:在一個強大而自信的國家裡感到迷惘的年輕人;儘管取得巨大進步卻依然幻滅的心境,而他的工作,他說,就是剖析背後的驅動因素。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Xi Jinping)也承認這一點:他說,「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2024年3月21日,在中國淮北市淮北師範大學象山校區思源廣場舉行的春季招聘會上,大學生們正在尋找工作。

圖像來源,Getty Images

圖像加註文字,項飆說,在競爭激烈的中國,年輕人正在尋找一種新的敘事

項飆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起了一些朗朗上口的名字。他用「懸浮」形容那些拼命工作只為生存的人,就像蜂鳥必須不停拍打翅膀才能停留在半空中。

「附近」指的是我們身邊近在咫尺的事物。項飆認為,人們只關注「極近」(自己)和「極遠」(世界),而中間的空間——「附近」——卻被忽視。他說,這讓人感到與周遭脫節。

這些觀點似乎深深打動了正在尋找答案的年輕人。

小紅書(RedNote)上一位用戶寫道:「他始終從弱勢群體的視角看待問題,把個人的壓力歸因於宏觀層面的原因,並鼓勵人們積極投入生活——這真的太棒了。」

另一位用戶說:「他從不說空洞的心靈雞湯;相反,他蹲下身子,與我們一起直面現實生活中的困境。」

子涵說,關鍵在於項飆願意公開談論這些事情:「說過類似話的人沒有項老師厲害,而和他一樣厲害的人又沒有說過這些話。」

項彪簽名。

圖像加註文字,項飆以坦率的講座在中國人中廣為人知

項飆生於1972年,成長於另一個轉折點。當時中國正擺脫毛澤東(Mao Zedong)時期的殘酷動盪,開始與世界進行貿易往來。在這個共產黨國家,城市化推進,普通人變身企業家,各類企業首次蓬勃發展。

項飆在溫州(Wenzhou)長大,這座城市後來變成了工業港口,他親眼見證了這一切。「那是一片小企業主的廣闊天地,」他回憶道。「大多數人不太在乎教育,重點是實際的事情。具體來說,就是怎麼賺錢。」

而他們中的許多人確實賺到了錢。他們的子女在兩位數經濟增長的光輝歲月中長大。但經濟在新冠疫情期間放緩,至今未能反彈。舊的等式——努力工作等於穩定工作——不再成立,年輕人想要一個新的敘事,項飆說。

青年失業率一度達到21.3%,此後政府於2023年中停止公佈相關數據。那些擁有「好工作」的人,比如公務員、企業雇員、工程師等,也在為失去工作而焦慮。

他們不斷在網絡上抱怨漫長而令人精疲力竭的工作時間、有毒的辦公室文化,以及對「35歲魔咒」的恐懼——這是招聘廣告設定的年齡上限,過了這個年齡就更難找到新工作。

由於審查制度,很難弄清這種情緒的真實程度。但這種被擠壓的感受以其他方式滲入公共討論。這種焦慮很快就在網絡爭論中轉化為憤怒,無論是關於高考、彩禮,還是食品安全醜聞。

人們在雍和寺持香祈禱。雍和寺是北京最大的漢藏式佛教寺廟。

圖像來源,Getty Images

圖像加註文字,年輕人在北京的一座寺廟祈福,盼望獲得好工作和好姻緣

與這種情緒相關的詞彙多年來一直流行。最著名的是「躺平」,指人們完全退出激烈的競爭;以及「內卷」,這個略顯拗口的術語如今被廣泛用來形容激烈卻幾乎帶不出有意義回報的競爭。

項飆認為,兩股力量放大了這種焦慮:房地產市場和高等教育體系。在地方政府依賴土地出讓的推動下,房地產繁榮把家庭的安全感和成功感與房產價值綁在了一起。而大學招生的迅速擴張提高了成就的門檻,加劇了競爭。

他說,最終形成了一套人人都要遵循的通用劇本:拿到好學位,找一份穩定工作,結婚,買房。

「當14億人都在同一場比賽中,那就是內卷。」

大約三年前,當他得知自己曾演講過的一個數字遊民營地在他到訪後提高了收費時,他「意識到自己已經不再只在學術圈內出名」。

他說,許多同儕把發表研究成果放在首位,對他的做法「相當冷淡」。有些人提醒他要「愛惜羽毛」。這是一句中國俗語,意為保護自己的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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