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观察：皮莱诺奖争议背后的“名单”

（德国之声中文网）得知纳瓦利内特姆·皮莱（Navanethem Pillay）获得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之后，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帖称“我对这个女人一无所知，别人也一样”，又说“我本该获得八次诺贝尔和平奖，而不仅仅是一次”。这种要不到糖吃就撒泼打滚的巨婴行为，让随后一些对皮莱获奖的质疑显得尴尬。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和中国人权有关的两项批评或指控值得严肃对待，是国际人权机构和相关个人不能回避的问题。第一，根据举报人和泄露的邮件，皮莱担任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期间（2008年至2014年），她领导的办公室向中国政府确认过将出席联合国人权会议的活动人士名单；第二，2010年，她未能出席刘晓波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

对这两个问题的追问，在今天的中国人权现实中显得尤为必要。

中国维权律师：不愿“被消失”的声音

中国政府索要的人权活动人士名单

曾在皮莱手下工作的人权律师埃玛·赖利（Emma Reilly）举报称，在皮莱任内有50多名异见人士的姓名被通报给中国，这些人的家属曾在法庭宣誓作证，称其家人遭到恐吓、任意拘押、酷刑、强迫失踪，甚至在集中营中被杀害。赖利指控皮莱“是维吾尔种族灭绝的共犯”。

针对赖利的指控，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进行过认真的回应。2017年2月2日发表在联合国网站可查的一则新闻稿中，人权高专办对指控“断然否认”。然而，新闻稿却经不住细读。

其中有一段写道：“中国当局和其他方面经常在人权理事会会议前几天或几周询问人权高专办，特定非政府组织代表是否出席。在认证程序正式启动、并确信没有明显安全风险之前，本办公室从不确认此类信息。”

这段文字透露的信息包括：第一，中国当局“经常”询问；第二，“本办公室”其实并没有“从不确认此类信息”，而是在满足条件之后可能确认。将这两点联系起来，人们甚至可以猜想，事实上，中国当局经常得到确认。

泄露邮件证实了这种猜想，至少两位计划与会者事先被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知悉并要求对其进行身份审查。其中一位是维吾尔民主与人权中心主席、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前主席多里坤·艾沙（Dolkun Isa），一位是人权活动人士、在中国多次遭到虐待随后失踪的人权律师高智晟的妻子耿和。

2020年，一名联合国官员对自由亚洲电台承认，与会者姓名“在有限情况下偶尔”会向当事国政府确认；2021年，高专办发言人又说这一“有限做法”自2015年起已经停止；随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言人罗兰多·戈麦斯（Rolando Gomez）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又称，人权高专办“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泄露过人权捍卫者的名字。

这些自相矛盾、疑点重重的信息背后，是人所共知的联合国对中共政权人权镇压长期的绥靖纵容，甚至满怀拥抱，主动配合中国政府的控制和操弄。

中国人权恶化的遮羞布

不直接承认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而是找各种借口加以掩饰，这也正是这种压力的结果，而且反过来成为其帮手。这也是人们对皮莱的另一个质疑：2010年12月，她或者她的代表不仅未能出现在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现场，而且还以各种理由为明显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开脱。

同样地，这些理由也很容易前后矛盾：她的发言人鲁珀特·科尔维尔（Rupert Colville）解释说，她当天要在日内瓦主持人权日活动，“这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意思是要不然她可能前往；三天后，皮莱本人用了另外一个理由，她对记者说，她从未收到诺贝尔委员会的正式邀请。

我曾经指出，联合国已成中国人权恶化的遮羞布。

长平观察：联合国已成中国人权恶化的遮羞布

而且，绥靖和腐败是孪生兄弟，它们相辅相成，狼狈为奸。2015年10月，前联合国大会主席约翰·阿什 （John Ashe）涉嫌接受多名中国商人的贿赂被捕（随后取保侯收期间因在家中举杠铃砸中颈部窒息身亡而案件终结）。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此案表示震惊。我曾在文章中说，如果他真的了解自己领导的机构和中国的关系的话，不应该感到意外。

长平观察：潘基文先生，您不必如此震惊

今天的联合国，中国的影响和控制有增无减。人权高专办能否站出来澄清一下，向中国政府确认参加人权会议人士名单的做法“已经停止”，并断然拒绝中国政府对这些会议的干预？还有多少联合国机构正在为中国人权镇压涂脂抹粉？

曹顺利之死是联合国的耻辱

在这篇新闻稿中，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还回应了对于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之死责任的指控。新闻稿称：“将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与六个月后曹顺利被拘及惨死联系起来的推断是恶意且诽谤性的，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曹女士居住在中国境内，前往日内瓦参加非政府组织活动途中被拘留。曹女士及中国当局均未就她参加该活动的计划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联系，办事处对此毫不知情。她被拘留前，办事处与中国当局之间没有任何沟通。”

我们姑且相信这段声明的真实性，但是它没有否认而且应该面对的事实是：曹顺利也许不在皮莱领导下的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给中国政府的与会者名单上，但是她在中国政府镇压人权活动人士的名单上。

2013年9月14日，曹顺利在北京首都机场被拦下。她要去日内瓦参加人权培训，为一个月后联合国对中国的普遍定期审议做准备。2014年3月14日，她死于羁押和虐待，此前被拒绝及时就医。

一周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审议通过中国的审议结果，国际人权服务社（ISHR）请求为曹顺利默哀一分钟，中国代表团提出程序异议，理事会以20票对13票拒绝让主席延后裁决，默哀被中断。

一位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前往参加联合国人权活动的途中被拘，随即被虐待致死，在她计划参加的联合国人权会议上，连个默哀都不让，这是联合国的耻辱；这起人权人士迫害案至今没有得到调查，这是联合国和整个国际人权事业的耻辱。

皮莱也曾经是“名单上的人”

皮莱获奖争议的意义还在于，她获奖的理由正在于“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作的努力”，也就是促进普世人权观念和行动。

皮莱1941年生于南非德班（Durban），父亲是公交车司机。1967年，她成为纳塔尔省第一位自己开办律师事务所的黑人女性。1971年，她的丈夫依《恐怖主义法》被单独关押，她向最高法院申请禁止警方酷刑审讯，赢得了胜利，这是对该法的第一次成功挑战。她把罗本岛（Robben Island）政治犯的请愿书带出岛，向国际特赦组织通报狱中状况，此后囚犯们第一次有了图书馆和律师。

1997年，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找到一份由种族隔离政权国家安全委员会编制的"政治敏感"活动人士名单。皮莱在名单上，因此多年拿不到护照，夫妇二人长期被监视。

名单、护照、监视、呼吁国际社会援助——皮莱当年所经历的这一切，这是今天中国曹顺利们今天的处境；通过国际社会的努力来改善这些处境，也正是皮莱终生奋斗的目标。然而，普世人权概念的成立，其价值目标的正当性，以及最终实现的可能，都离不开直面中国政府这只庞然怪物的勇气。

长平是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他目前是德国之声专栏作家、中国数字时代执行主编以及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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