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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November 13, 2026

AI让论文更好写,学术诚信如何“不掉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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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頔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以前的论文初审主要关注选题、格式和复制比。如今,编辑还要辨别语言是否空泛、论证有没有实质内容,以及那些格式规范的参考文献,能否找到真实存在的原文。吴頔遇到过一些稿件,语言流畅但内容空洞;公式化摘要像套用模板;引用看着齐全,顺着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查找,却打不开相应文献。

  尽管AI也在帮助编辑完成语言润色、格式整理等重复性工作,但在吴頔的观察中,科研诚信审查和原始材料核查的压力随之上升,“单靠查重率远远不够”。

  当AI从原来的简单润色修改、检索文献进一步深入到数据分析、研究推理以及同行评审,学术出版面临的学术诚信问题也越来越复杂:一项成果是怎样形成的,哪些环节由AI工具参与,谁核验过其中的事实,又由谁为最终发表的内容负责?

  看着“很像样”的论文,内含多少“猫腻”

  在10月举行的2026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青年科学家与一流期刊共生发展论坛上,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亚太出版总监杨萍萍展示了一组数据:过去3年,该出版社投稿量增长55%,但同行评审中可以送审的文章率从63.5%降到44.5%,同期发文量仅为28%。

  在杨萍萍看来,10年前的编辑部评审流程“没有现在这么复杂”,许多涉及学术诚信问题的判断相对简单和直接;而如今,随着论文工厂、AI涉及的图片操纵等问题更加难以辨识,编辑部需要在送外审之前,花更多时间判断作者身份是否真实、引用是否异常、稿件是否具备送审条件。出版社还成立专门的科研诚信团队,在稿件发表前后开展调查。

  吴頔观察到,AI普及后,文章批量生产更快、洗稿更自然、跨语言改写更多,套路从“一眼假模板”变成“看着挺像正常论文”。他介绍,常见信号包括投稿账号或邮箱/IP异常、摘要高度模板化、审稿人推荐造假、内容很完美但原始数据缺失。

  吴頔表示,随着一篇文章涉及的各类学术诚信问题识别难度更高,现在更依赖“系统数据+人工核查+原始材料”组合。针对参考文献,编辑部使用专门软件筛查,再对作者信息异常、期刊名错误、DOI无法访问、引用内容与原文不符等情况复核;针对数据和图片,则核查原始材料、统计一致性、图片元数据,以及是否存在重复拼接等问题。

  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鄂海红团队从文本、实验、图文一致性和引文关系等维度研究问题论文的识别。团队建立的模型系统会对科学图像进行特征比对,尝试识别AIGC生成的图像。

  “如果是画流程图或示意图,在这种场合下可以用AI,只需要在投稿时正确地声明使用情况。”鄂海红表示,对于来自真实世界的实验图像,例如医学上本身应该取自真实临床病理的图片,如果是使用AI一键生成的话,这时候就需要帮助编辑把它识别出来。

  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高艳东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AI介入学术科研并没有让学术不端的类型完全改变,而是使知识生产过程变得更加不透明。

  “一段文字、一张图片乃至一个研究结论,都可能经过人工智能的深度介入,传统上通过文本比对识别问题的方式就不够用了。”高艳东说,学术诚信治理需要从单纯检查最终成果,转向关注资料来源、生成过程以及人工审核。

  AI率检测无法成为学术不端的唯一判断依据

  在高校,随着AI生成技术、规避检测的手段和检测工具不断更新,用AI工具检测学生论文AI率早已演变成一场“猫鼠游戏”。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彤在指导研究生论文的过程中,除了常规查重,也会检测论文的AI疑似率,但他认为,这类工具只能作为参考,无法直接作为认定依据。

  李彤解释,检测工具本身基于概率模型,类似“用魔法打败魔法”。他记得,有学生面对70%的AI疑似率追问:“到底哪句话是AI的,有什么证据证明?”检测工具能提供一个数值,却未必能清晰界定具体内容的来源。

  吴頔也表示,编辑部目前只将AIGC检测结果作为参考,不会据此“一票否决”。出现疑点后,更重要的是回到稿件本身,要求作者提供原始数据、图片、分析代码及AI使用说明,再结合审稿人的质疑开展核查。

  在鄂海红看来,人工写作后由AI编辑、AI生成后再由人工修改润色,与全文一键生成,应当作更细致的区分,才能帮助编辑审查AI在文章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她强调,技术可以承担检测、匹配和线索整理,最终仍需专家解释证据、作出科学判断。

  高艳东同样提醒,不宜把AI检测结果直接作为认定学术不端的依据;涉及处分时,应有充分证据,并保障当事人的解释和申辩权利。

  判断是否越界,也不能只看用了哪种工具、生成了多少文字。高艳东认为,更应关注AI是否替代了作者应承担的实质性研究工作,是否造成误导。例如,语言润色通常可以接受,但如果改变了论证含义,作者就必须重新核查;辅助分析数据也不当然违规,前提是数据真实、方法适当、结果能够验证。

  这些要求也适用于编辑自身。杨萍萍介绍,出版社在安全环境中探索AI辅助初审,工具可以提示稿件与期刊要求的匹配情况,帮助编辑发现值得关注的问题;一些流程性工作,也可以借助自动化提高效率,但工具不能代替编辑部作出最终判断。

  文章可以有AI参与,但成果不能由AI负责

  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接续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统筹推动人工智能融入科学研究、学术传播各环节。而与之相匹配的“规矩”也正在逐渐确立起来。

  8月19日,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期刊及集群共同发布《坚守科研诚信 共建一流期刊——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维护学术诚信倡议》。其中第三条明确提出:规范人工智能应用,明确使用边界。严格规范人工智能技术在科研活动和学术出版中的辅助性应用,建立健全人工智能使用披露制度,主动声明人工智能工具的具体用途及介入程度,确保学术贡献归属清晰、责任可追溯。

  今年以来,西安交通大学期刊中心、《电子与信息学报》《法学教育研究》《哈尔滨学院学报》《当代教研论丛》等国内多家学术期刊陆续发布了各自的AI使用规范。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留意到,比起“一刀切”,学界的态度一直倾向于“把AI用在阳光下”。

  例如,西安交通大学期刊中心8月10日发布的关于规范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声明中指出,作者可合规使用AI工具开展辅助性、事务性工作,仅限于提升研究质量和科研效率;凡在学术研究、论文撰写或修改过程中使用AI工具的,投稿时须完整、如实披露工具名称、版本、使用环节及生成内容。哈尔滨学院于10月15日发布的《哈尔滨学院学报》《当代教研论丛》两刊关于规范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声明,其中明确,作者须对来稿全部内容的真实性、原创性、学术规范性承担完全责任,不接受任何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作为论文署名作者。

  吴頔也介绍,《科技通报》允许合理且透明的辅助润色、翻译、代码调试和文献检索等,不允许AI署名,不允许编造数据、图片和参考文献,也不允许将核心创新和全文撰写交给AI。

  “关键不是‘用没用’,而是‘有没有如实说明、内容是否真实、作者是否负责’。”吴頔说,期刊在投稿时要求作者不得虚构或隐瞒生成式AI工具使用信息,应对使用情况负责,并与作者签署协议。

  鄂海红在论坛上指出,AI可以加速润色、检索、图片编辑和表格制作等工作,但不能替代作者承担学术观点责任。杨萍萍也表示,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不允许AI成为作者,不允许审稿人用AI工具生成审稿报告;作者、审稿专家和编辑,应分别为论文的可靠性、评审的严谨性和科学判断负责。

  对于作者的披露声明,高艳东提出,应当说明工具用于什么环节、发挥什么作用,以及作者采取了哪些核查措施,而不只是笼统地写一句“使用过人工智能”。

  高艳东认为,目前不同学科、不同期刊的具体要求仍不一致,亟待将原则转化为可执行的标准:哪些使用需要披露,披露到什么程度,哪些过程需要留存记录。“披露应服务于透明和问责,而非给使用者贴标签。”

  此外,针对使用AI工具编辑审阅未发表文章的潜在数据泄露风险,高艳东提醒,这些材料中可能包含受试者个人信息、医疗记录、企业商业秘密。即使隐去了姓名,也不意味着数据无法识别到个人,还要考虑信息组合后重新识别的可能性。

  吴頔指出,未发表稿件不能整篇上传公共AI模型,未发表数据、核心观点及作者和审稿人身份等信息都需要保密。编辑和审稿人使用工具辅助工作,也不能将未经核验的AI意见作为最终决定。

  高艳东建议,应对数据实行分类分级,明确哪些材料可以输入通用模型、哪些只能在受控环境处理、哪些不得上传,同时审查服务商的数据留存、训练使用和跨境处理规则。高校也应提供安全的替代工具和培训支持,让研究者有条件合规使用。

  “人工智能可以参与工作,但不能成为推卸责任的理由。”高艳东说,“我们既不能把使用人工智能一概视为不端,也不能因为它是新技术,就降低学术责任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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