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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November 21, 2026

最高检发布指导性案例 依法严惩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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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11月21日电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微信公众号消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以“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抗诉”为主题发布第六十四批指导性案例,为全国检察机关依法精准履行抗诉职能、从严惩处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提供办案指引。

  该批指导性案例的发布充分彰显了检察机关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零容忍”态度和坚决依法严厉打击惩处的坚定立场。发布的5件案例中,2件经抗诉由无罪改判有罪,3件经抗诉由轻刑改判重刑。其中,黄某升强奸再审抗诉案经四级检察机关接续抗诉后改判。孙某刚、孙某飞强奸、猥亵儿童二审抗诉案,被告人孙某飞一审量刑四年十一个月,抗诉后改判有期徒刑十四年。

  该批案例聚焦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办理重点、难点,突出问题导向,对证明标准把握、被害人陈述采信、违背意志认定、主观明知认定、从重情节量刑适用等常见争议问题提炼办案规则12条,破解特殊未成年人陈述可采性、被害人翻证后事实认定、长期侵害心理强制评价、非接触型猥亵入罪与加重情节认定、奸淫幼女案件主观明知认定等实践难题,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与此同时,案例强调被害人保护。要求检察机关在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过程中,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针对性开展被害人救助工作,给予未成年被害人特殊、优先保护,实现惩治犯罪与保护被害人的有机统一。

  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厅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不断提升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办理质效,把“零容忍”态度始终贯穿法律监督全过程,以高质效检察履职强化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回应人民群众对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强烈期待,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

第六十四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经2026年6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决定,现将“黄某升强奸再审抗诉案”等五件案例(检例第262-266号)作为第六十四批指导性案例(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抗诉主题)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6年10月9日

  黄某升强奸再审抗诉案

  (检例第262号)

  【关键词】

  强奸罪 再审抗诉 精神发育迟滞未成年人 被害人陈述的审查 非亲历不可知细节

  【要旨】

  性侵害精神发育迟滞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对于被害人陈述可采性的判断,应当考虑其身心发育水平和生理特点。被害人陈述内容与其认知、表达能力相符的,应当认定其具有作证能力。被害人陈述事实能够与其他证据互相印证,且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犯罪事实。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某家,男,1943年4月出生,无业。

  被告人李某义,男,1952年5月出生,无业。

  被告人李某斌,男,1962年9月出生,无业。

  被告人黄某升,男,1949年1月出生,退休教师。

  2015年,被害人张某(女,案发时16周岁,精神发育迟滞,无性防卫能力)先后被同村村民李某家、李某义、李某斌、黄某升强奸。其中,李某家两次强奸张某致其怀孕,伙同李某义对张某实施轮奸;黄某升将张某带至自己家中实施强奸,在强奸过程中,张某将黄某升左臂咬伤。同年12月15日,张某在家人陪同下报案。李某家、李某义、李某斌到案后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黄某升不承认对张某实施强奸。

  2016年6月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某县人民检察院以李某家、李某义、李某斌、黄某升涉嫌强奸罪提起公诉。2016年10月11日,某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犯强奸罪,分别判处李某家、李某义、李某斌、黄某升有期徒刑十三年、十一年、五年、五年六个月。四人均提出上诉。2017年1月20日,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原判认定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同年6月22日,某县人民法院重审后维持原判。四人再次提出上诉。2017年10月12日,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精神发育迟滞,其陈述必须有其他证据印证才能采信,本案伤痕照片只能证明黄某升左臂有伤,不能证明系黄某升实施强奸过程中张某反抗将其咬伤,李某义供述中关于黄某升强奸被害人的事实系从被害人处获知,不足以证明黄某升对张某实施了强奸,二审判决以黄某升强奸证据不足为由改判黄某升无罪,对李某家、李某义、李某斌维持原判。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第一次再审抗诉

  某市人民检察院认为:本案认定黄某升强奸张某的证据有黄某升左臂伤痕照片、被害人陈述及辨认、指认笔录、李某义供述,黄某升犯强奸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二审法院对黄某升作出无罪判决确有错误。2017年12月20日,某市人民检察院提请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抗诉。2018年4月9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2018年6月29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二审判决黄某升无罪的意见正确,认定黄某升犯罪证据不充分,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二)第二次再审抗诉

  2019年3月4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抗诉。最高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后,指派检察官赴案发地讯问原审被告人黄某升,询问被害人张某,并组织对张某精神状况和黄某升左臂伤痕进行了专家论证。通过询问被害人,认为被害人张某陈述的主要事实稳定、清楚、合乎常理,具备基本的认知、表达能力。通过组织精神病学专家、法医痕检专家论证确认:第一,张某的陈述符合精神发育迟滞人员的认知特点,其对亲历具体事项(如:地点、行为)的理解、记忆和表达明显强于抽象概念、概括事项(如:时间、次数)。第二,经提取张某牙模并与黄某升左臂伤痕照片比对,认定黄某升左臂伤痕是近年形成,不是永久性伤痕,伤痕形态符合牙咬特征。

  2020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提出抗诉。提出抗诉意见如下:一是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为证人。但是,如果只是精神上有缺陷,具有一定的辨别是非能力、能够正确表达的人,可以作为证人,其证言可以采信。被害人陈述与证人证言同属言词证据,可参照适用上述规定。本案中,张某虽精神发育迟滞,但具备基本的理解和认知能力,无语言障碍,其多次稳定陈述被黄某升等四人强奸,辨认出四名被告人和犯罪地点,并且其他三名被告人的强奸行为已经得到证实,张某的陈述符合其中度精神发育迟滞的特点,其陈述与其认知、表达能力相适应,陈述可信。二是被害人张某对黄某升强奸的指控有李某义、李某斌供述佐证,且可排除诬告陷害的主观故意。李某义、李某斌证明黄某升强奸张某的证言虽源于被害人告知的情况,但能够证明被害人在遭受侵害后多次向他人诉说的事实及被害人遭受侵害后的反应。黄某升与张某、李某义、李某斌不存在既往矛盾。三是黄某升左臂疤痕与张某的陈述关联性强,能够相互印证。张某始终陈述在被黄某升强奸的过程中咬伤了其胳膊,后检查黄某升身体,发现其左前臂外侧疤痕。该疤痕虽不能直接鉴定为咬伤,但综合分析可以认定,2015年案发时疤痕处于亚急性期,是新伤,形成原因高度怀疑为牙咬,这与张某的陈述相吻合。牙咬在强奸案件中并不具有普遍性,张某在报案时主动提出,后侦查机关根据张某的陈述在黄某升左前臂发现位置、形状、形成时间都高度类似的疤痕,二者关联性强,能够相互印证。经多名证人及被告人本人证实,本案原审被告人黄某升从不穿短袖上衣,张某没有通过日常接触看到原审被告人伤痕的可能,被害人陈述的该事实细节属于非亲历不可知的细节。四是黄某升的供述前后矛盾、多次反复、不合常理,不应采信。黄某升关于左臂疤痕形成原因的供述已被证人证言、专家意见证实是虚假供述。黄某升辩称其左臂伤痕系十几年前受伤所致,但证人证言、专家意见证实该伤痕系近年形成、非永久性伤痕。综上,本案黄某升强奸张某的事实清楚,不存在无法排除的合理怀疑。

  (三)抗诉结果

  2020年9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2023年9月5日,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采纳抗诉意见,改判原审被告人黄某升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

  【指导意义】

  (一)对精神发育迟滞未成年被害人陈述内容的审查判断应当准确把握与其认知能力和表达能力的相当性。要充分考虑精神发育迟滞未成年人身心发育水平和生理特点。对于生理感受基本健全、具有基本的认知和表达能力的精神发育迟滞未成年被害人,对日常生活具体事实情节的描述清楚、合乎常理的,应当认定其具有作证能力。

  (二)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事实的认定,应当结合证据特点综合分析、运用在案证据。认定犯罪事实的直接证据仅有被害人陈述的情况下,应围绕被害人陈述内容,全面收集、审查各类间接证据。被害人陈述事实能够与其他证据互相印证,且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予以采信。用于印证被害人陈述事实细节的客观证据不能作排他性认定时,应综合分析该客观证据证明的内容、与待证事实的关联程度等。客观证据与待证事实关联性强、与其他证据指向一致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要重视被害人陈述的隐蔽性细节的证明价值,结合被害人陈述事实细节的隐蔽程度、被害人的认知能力以及先有陈述后得到印证等判断该细节是否为非亲历不可知,综合判断其证明力。

  许某强奸二审抗诉案

  (检例第263号)

  【关键词】

  强奸罪 二审抗诉 被害人改变陈述 违背未成年被害人意志认定 妨害司法罪

  【要旨】

  对于未成年被害人前后陈述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检察机关在审查时应当全面核实历次陈述的形成时间、过程、与在案证据的印证情况,查明被害人陈述发生改变的真实原因,准确判断被害人陈述真实性。人民检察院发现被害人系在引诱、胁迫施压下作虚假陈述的,应当将妨害司法的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强奸未成年人案件中,对“违背被害人意志”的认定应充分考虑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结合双方交往情况、身份地位、案发环境、求救可能性、未成年人事后表现等因素综合判断。

  【基本案情】

  被告人许某,男,1972年9月出生,某网络主播。

  2023年8月,被害人王某翠(女,案发时16周岁)受雇于许某,加入其直播团队学习运营。2023年9月8日15时许,许某以需要人帮忙放牛为由,开车将被害人拉至其经营的牛场偏僻处,在车内强行与王某翠发生性关系。当日,被害人在家属陪同下报案。被害人内裤剪取物及阴道擦拭物中均检出许某DNA。9月9日,许某被传唤到案但拒不认罪,辩称“双方仅有搂抱、亲吻行为,且系自愿发生”。10月16日,王某翠到公安机关改变陈述,称系自愿与许某发生搂抱、亲吻等身体接触,但未发生性关系。10月17日,王某翠接受赔偿款9万元并出具谅解书。

  2023年12月22日,内蒙古自治区某县人民检察院以许某涉嫌强奸罪提起公诉。2024年2月2日,某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害人除报案当日陈述外,其余陈述以及庭审中均称与被告人发生的行为系自愿,勘验检查未发现被害人体表损伤或衣物受损,无法认定被告人行为违背了被害人意志,认定被告人犯强奸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被告人许某无罪。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提出和支持抗诉

  2024年2月4日,某县人民检察院以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均存在错误为由,向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4月3日,某市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

  二审期间,检察机关进一步开展补查工作。一是查证案发前被害人与被告人交往情况。通过聊天记录等,查明双方相识时间不足一月,交往频次低,仅有三条聊天记录,无暧昧互动。二是实地复勘案发现场。案发地牛场位置偏僻,四周以栅栏树林围挡,周边无居民,人员流动少。三是经数据检索挖掘关联信息,发现疑似被告人亲属利诱被害人改变陈述线索,初步认定本案涉嫌妨害司法犯罪。检察机关将该案件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经查,许某亲属于2023年10月16日与被害人父亲签订一次性补偿协议,支付赔偿金60万元,被害人一方承诺不追究许某刑事责任。

  (二)抗诉意见和理由

  检察机关认为,本案认定被告人许某强奸被害人王某翠的证据有被害人报案陈述、案发现场监控视频、DNA鉴定意见、现场勘验、检查笔录、被告人与被害人微信聊天记录等。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审法院未采信相关证据,导致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

  1. 被害人陈述虽有反复,但其初始陈述与客观证据证实的情况相符。改变后的陈述与在案证据矛盾,且已有证据证明被害人系在被告人、被害人亲属施压下改变陈述,本案对被害人初始陈述应当采信。关于遭受被告人强奸的犯罪事实,被害人初始陈述具体连贯,其陈述的事实与监控视频记录的情况及DNA鉴定意见等证据证明的情况相符。被害人改变陈述后所述情况与客观事实不符,改变陈述系在被告人亲属巨额利诱及被告人、被害人亲属施压下作出。经查证,被告人亲属以“将对外称被害人勾引被告人,让被害人今后找不到对象”相威胁,被害人亲属以此事对被害人本人及家庭影响都不好为由对其施压。

  2. 被害人无激烈反抗不等同于自愿发生性关系。本案被害人系未成年人,在体型和力量对比上与被告人相差悬殊。许某系其雇主,具有身份优势,案发地荒僻无人。在此情形下,被告人的胁迫足以对其形成心理压制,使其不敢反抗。被告人与被害人年龄相差35岁,双方认识时间不足一月,且极少交流,事发前后均无发生性关系的意思联络,没有证据证明双方系自愿发生性关系。综合全案证据,能够认定许某强奸王某翠的犯罪事实。

  (三)抗诉结果

  2024年5月27日,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采纳检察机关抗诉意见,以强奸罪判处许某有期徒刑四年。

  (四)妨害司法犯罪线索查处

  经异地侦查终结并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对贿买、教唆被害人作虚假陈述的汪某佳、胡某林、张某平等人提起公诉,相关包庇人员均因妨害司法犯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指导意义】

  (一)未成年被害人控告犯罪后又撤回控诉的,应全面审查历次陈述形成时间、过程、内容细节与在案其他证据的印证情况,查明改变陈述的原因,准确判断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对被害人前后不一致的陈述是否真实,应全面审查案件发案经过、被害人报案情况、案发后的状态、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的关系、被害人陈述的事实细节与其他在案证据能否互相印证。要重点审查被害人改变陈述的原因,查明未成年被害人是否受到利诱、胁迫等非法干扰或者基于名誉影响等考虑作出虚假陈述,对于虚假陈述,依法不予采信。

  (二)对于强奸未成年人案件,判断性行为是否违背被害人意志,应当结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未成年被害人在与犯罪嫌疑人发生性关系过程中无反抗表现的,需结合双方交往情况、身份地位、案发环境、求救可能性、未成年人事后表现等因素,综合判断被害人是否“不敢反抗”。对于双方不具备发生性行为情感基础、未成年人事发后立即报警、告知家人或逃离犯罪嫌疑人,表现出明显的不自愿情形的,即便未成年人没有明显反抗,也应当认定为“违背被害人意志”。

  (三)在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过程中发现成年人指使未成年被害人作虚假陈述,涉嫌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人民检察院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害人可能受他人利诱、胁迫作虚假陈述,涉嫌妨害司法犯罪的,应当及时移送线索并监督侦查机关查清犯罪事实,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必要时,可主动开展相关调查核实工作。

  孙某刚、孙某飞强奸、猥亵儿童

  二审抗诉案

  (检例第264号)

  【关键词】

  强奸罪 猥亵儿童罪 二审抗诉 长期性侵害未成年人 违背被害人意志认定 被害人救助

  【要旨】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对于被告人仅供认部分犯罪事实,被害人陈述详细、具体、符合年龄特点,陈述细节得到其他证据印证,排除诬告陷害可能的,应采信被害人陈述。幼女长期遭受性侵害,行为人与被害人的性关系从被害人十四周岁以前延续到十四周岁以后的,对被害人已满十四周岁以后行为性质的评价,应充分考虑行为人长期性侵害给被害人造成的心理强制和影响。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依法从严惩处犯罪的同时,应当给予未成年被害人特殊、优先保护。

  【基本案情】

  被告人孙某刚,男,1971年10月出生,农民。

  被告人孙某飞,男,1996年7月出生,农民。

  被害人康某宁(女,2007年2月21日出生)父母离异,跟随父亲和祖父母共同生活。被告人孙某刚系康某宁姑父。2017年至2021年2月(康某宁10至13周岁期间),孙某刚利用与康某宁单独相处之机,多次对康某宁实施猥亵、强奸行为。被告人孙某飞系康某宁表兄。2017年至2021年5月(康某宁10至14周岁期间),被告人孙某飞利用与康某宁单独相处之机,多次对康某宁实施猥亵、强奸行为。2021年5月13日,康某宁告知其父孙某刚、孙某飞长期对其性侵害。后康某宁被诊断为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重度抑郁发作,住院治疗。同年6月16日,康某宁在母亲陪同下报案。孙某刚到案后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孙某飞到案后仅承认猥亵康某宁及在2021年5月某日,被害人已满14周岁后与其自愿发生性关系的事实,辩称未使用暴力威胁手段、未多次与康某宁发生性关系。

  2021年10月12日,陕西省某县人民检察院以强奸罪、猥亵儿童罪对孙某刚、孙某飞提起公诉。12月30日,某县人民法院以孙某刚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以孙某飞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十一个月。对检察机关指控孙某飞犯强奸罪的事实,法院经审理认为,孙某飞在康某宁14周岁前多次对其实施强奸的犯罪事实仅有被害人陈述。2021年5月,康某宁已满14周岁,孙某飞与康某宁发生性关系时,康某宁未予反抗,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判决宣告孙某飞犯强奸罪的指控不成立。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提出和支持抗诉

  检察机关认为,一审判决未认定孙某飞强奸罪系事实认定错误。2022年1月20日,某县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4月22日,某市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

  某市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支持抗诉期间,围绕孙某飞强奸康某宁犯罪事实,开展了调查核实工作。一是核查案发现场情况,核对被害人陈述遭受孙某飞强奸事实细节。经核查,被害人陈述的现场情况与现场勘查情况相符。康某宁陈述的部分事实细节与证人证言及被告人供述相互印证。二是核查被害人与被告人关系及交往情况,排除诬告陷害可能。三是收集康某宁班主任、同学、朋友、亲属关于康某宁一贯表现、情绪状况、行为异常等被害人案发前后表现方面的证据,证实康某宁遭受性侵害后出现情绪失控、无心学业等情况。

  (二)抗诉意见和理由

  1. 被害人对犯罪事实的陈述稳定自然,陈述事实有证据印证,被告人对部分犯罪事实拒不供认并不影响整体犯罪事实认定。综合分析全案证据,被害人陈述整体真实可信。被害人对长期多次遭受孙某刚、孙某飞强奸、猥亵的犯罪事实作出了清晰稳定的陈述,其陈述的多次遭受孙某刚强奸、猥亵的事实与孙某刚供述的事实一致,其陈述的多次遭受孙某飞强奸、猥亵的事实具体、明确,事实细节与现场勘查证明的情况相符,部分事实细节有其他证据印证,对于几次被孙某飞猥亵及最后一次被孙某飞强奸的事实,得到孙某飞供述印证。被害人父亲等证人证言及被害人父亲与孙某刚、孙某飞微信聊天记录证实,孙某飞多次对被害人称呼及言语过于暧昧,当被害人父亲得知女儿被性侵害,带着女儿找孙某飞核实情况时,孙某飞承认强奸了被害人。综合分析全案证据,被害人陈述整体真实可信。被害人与被告人两家素无积怨,经调查排除了被害人诬告陷害的可能。综合全案证据能够认定孙某飞多次强奸被害人康某宁的犯罪事实。一审判决仅因孙某飞供述与被害人陈述部分不一致而采信其供述,对其部分犯罪事实不予认定,在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方面存在错误。

  2. 孙某飞在康某宁年满14周岁后与其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应当认定违背被害人意志,构成强奸罪。康某宁自10岁起即遭受孙某刚、孙某飞性侵害。在长达五年的时间中,二人多次在不同场所对康某宁实施强奸、猥亵,孙某飞多次威胁康某宁不准向他人透露遭受侵害的事实。康某宁长期处于孤立无援的处境,持续遭受精神压制,形成了不敢反抗的心理。2021年5月,孙某飞与康某宁发生性关系时,康某宁刚满14周岁。孙某飞虽未使用暴力手段,但实质是利用被害人一直以来不敢反抗的心理状态实施奸淫,违背被害人意志,应当认定为强奸。

  (三)抗诉结果

  2022年5月30日,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终审判决,采纳检察机关抗诉意见,以猥亵儿童罪判处被告人孙某飞有期徒刑五年,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孙某飞有期徒刑十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

  (四)被害人救助保护

  本案被害人康某宁因长期遭受性侵害导致重度抑郁。案件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委托专业心理咨询师对被害人进行了多次心理疏导,并向其提供司法救助。

  【指导意义】

  (一)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被害人陈述不一致的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结合全案证据,准确认定全部犯罪事实。对于成年人长期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避重就轻不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的,应结合在案其他证据对被害人陈述整体可信性进行分析判断。被害人陈述详细、具体、符合年龄特点,陈述细节得到其他证据印证,排除诬告陷害可能的,应采信被害人陈述。

  (二)对于性侵害行为从被害人十四周岁前延续到十四周岁后的,对十四周岁后行为性质的评价,应当充分考虑行为人长期性侵害给被害人造成的心理强制和影响。被害人因长期遭受性侵害而不敢反抗的,即使已满十四周岁后与行为人发生性关系时未表现出抵触或者反对的,也应当认定构成强奸罪。

  (三)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针对性开展被害人救助保护工作。检察机关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过程中,应当根据被害人实际需要,协调有关部门为其提供心理疏导、临时照料、医疗救治、转学安置、经济帮扶等救助保护措施,优先提供司法救助。发现未成年被害人有心理创伤表现的,应当组织对其进行心理评估和心理疏导。对于长期遭受性侵害、心理创伤严重的被害人,应当委托专业心理咨询师持续开展心理疏导和治疗。案件提起公诉时,应将相关情况附卷移送,并对接受案法院,接续开展被害人心理救助工作。

  李某猥亵儿童抗诉案

  (检例第265号)

  【关键词】

  猥亵儿童罪 接续抗诉 非接触式猥亵 其他恶劣情节

  【要旨】

  行为人以满足性刺激为目的,在公共场所裸露隐私部位或者做出淫秽动作,强迫或者诱骗儿童观看,侵害儿童人格尊严和身心健康,社会危害严重的,应当认定构成猥亵儿童罪。上述行为与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三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情形社会危害性相当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三款第四项规定的“其他恶劣情节”。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某,男,1988年4月出生。

  2020年7月至12月,被告人李某多次选择小学生上学、放学时间,在学校周边拦截学生后向其裸露隐私部位并做出不雅动作,持续时间长,8名8至11岁的女学生因此受到惊吓。12月15日上午7时30分许,李某趁女学生王某莉(案发时9周岁)独自上学之机,在某公共路段对王某莉实施亲嘴等猥亵行为。王某莉到校后告知老师,老师报案。

  2022年10月21日,贵州省某县人民检察院以李某涉嫌猥亵儿童罪提起公诉。某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除被害人陈述外,无其他证据证实被告人李某有亲吻王某莉的行为;其多次在校园周边、上放学路段裸露隐私部位及实施恐吓未成年人的行为,破坏社会秩序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其行为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2023年1月13日,某县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一年十一个月。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提出抗诉

  2023年1月19日,某县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认为李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猥亵儿童罪,一审以寻衅滋事罪对李某定罪处刑,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错误。3月3日,某市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4月24日,某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7月21日,某市人民检察院提请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抗诉。9月27日,贵州省人民检察院依审判监督程序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二)抗诉理由和意见

  1. 李某的行为本质系猥亵儿童,而非寻衅滋事。首先,李某作案前观看淫秽视频,后针对女学生实施裸露隐私部位、做出不雅动作、亲吻等,目的是满足自身性刺激,而非精神空虚寻求刺激、无事生非。其次,从犯罪客体看,寻衅滋事罪属于扰乱公共秩序犯罪,李某的行为虽对校园周边秩序造成不良影响,但其直接且主要侵害的是特定或相对特定多名女童的人格尊严和心理健康,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更集中体现在对儿童身心健康的侵犯,应以猥亵儿童罪评价。

  2. 在案证据足以认定李某实施了亲吻王某莉的行为。被害人陈述被李某强吻的经过,细节描述符合其年龄认知和表达能力,陈述自然稳定,且与学校老师、保安等证人证言相互印证。被害人与李某不相识、无矛盾,但能够明确辨认出李某,且有案发时李某出现在该地点的监控视频予以印证。被告人供述虽辩称没有亲到被害人,但承认蒙住被害人眼睛,凑近被害人的脸。综合全案证据,能够认定李某实施了亲吻王某莉的猥亵行为。

  3. 李某猥亵儿童的行为情节恶劣。李某专门选择上下学时段在校园周边公共场所对小学低龄女学生实施猥亵,且多次猥亵行为被多名女学生同时看见。数月内多次实施猥亵行为,手段逐渐升级,由非接触式发展到接触式猥亵,单次行为持续时间长,且有尾随、拦截等行为,对被害人心理伤害极大,引发学生和家长恐慌,社会影响恶劣,综合评判应认定为“其他恶劣情节”,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三)抗诉结果

  2023年11月14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按二审程序重新审理本案。2024年4月2日,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采纳检察机关抗诉意见,以李某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指导意义】

  (一)在学校周边等未成年人集中的公共场所向不满十四周岁的儿童裸露隐私部位或者做出淫秽动作,强迫、诱骗儿童观看,社会危害严重的,应当以猥亵儿童罪追究刑事责任。此类行为严重侵害儿童人格尊严和身心健康,与接触儿童身体的猥亵行为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的性羞耻心和心理健康,构成猥亵儿童罪。

  (二)对于非接触式猥亵儿童犯罪,应综合考虑侵害对象、人数、实施次数、恶劣程度等情节,依法决定刑罚。具有长时间多次向多名儿童实施猥亵,采取尾随、拦截等人身危险性强的手段,伴有接触式猥亵行为,社会影响恶劣等情形,其社会危害性与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三款第一至第三项相当的,应当认定为该款第四项规定的“其他恶劣情节”。

  赵某军强奸二审抗诉案

  (检例第266号)

  【关键词】

  强奸罪 二审抗诉 明知的认定 利用未成年人犯罪

  【要旨】

  对于被害人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奸淫幼女案件,认定行为人对幼女身份的主观明知,不能仅凭行为人辩称介绍人或被害人谎报年龄而不予认定。行为人认识到被害人可能是幼女,仍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应当认定具备主观明知,构成强奸罪。奸淫幼女案件具有多个从重处罚情节的,应当综合各量刑情节确定刑期,确保罪责刑相适应。对于同一法定刑幅度内量刑明显不当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提出抗诉。

  【基本案情】

  被告人赵某军,男,1981年1月10日出生。

  2022年3月10日,赵某军利用未成年人李某英等人诱骗、介绍、胁迫被害人肖某敏(女,案发时12周岁)与其发生性关系。肖某敏遭受侵害后出现厌学、害怕穿案发当日同色衣物等心理创伤反应。同年4月17日,肖某敏在家人陪同下报案。赵某军以肖某敏自愿与其发生性关系,其不明知被害人系幼女为由拒不认罪。7月17日,肖某敏的法定代理人接受赵某军家属18万元赔偿款,出具谅解书。

  2022年10月14日,河南省某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赵某军涉嫌强奸罪提起公诉,建议量刑有期徒刑六至七年。2023年5月31日,某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赵某军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构成强奸罪,但其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判处赵某军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一审宣判后,被告人赵某军以案发时曾两次询问被害人年龄,均被告知为16岁,主观上不明知被害人为幼女,不构成强奸罪为由提出上诉。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提出和支持抗诉

  2023年6月16日,某县人民检察院以一审判决量刑明显不当,向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同年8月4日,某市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

  (二)抗诉意见和理由

  某市人民检察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赵某军构成强奸罪定性准确,但未正确适用法律关于从重处罚的规定,仅因赔偿谅解情节大幅减少刑期,导致量刑明显不当。

  1. 本案能够认定赵某军明知被害人为幼女,赵某军辩称不明知被害人系幼女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虽然赵某军在案发时曾向介绍人核实被害人年龄,被告知被害人“16岁”,但赵某军让未成年人为其介绍其他未成年人与其发生性关系,具有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明确动机,且被害人身体检查与证人证言能够证明被害人发育及外貌特征与其年龄相符,赵某军对被害人为幼女具有心理预期和认识可能性。赵某军不顾被害人可能为幼女这一高度可能性,仍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应当认定赵某军对被害人为幼女具有主观明知。

  2. 赵某军的行为依法应当适用较重的从重处罚幅度。本案具有多个应当从重处罚的情节。一是赵某军侵害对象系不满14周岁幼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二是赵某军利用其他未成年人诱骗、胁迫被害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利用其他未成年人诱骗、介绍、胁迫被害人的,应当适用较重的从重处罚幅度。三是赵某军的奸淫行为给被害人造成较大心理伤害。案发后,被害人出现明显的心理创伤反应。本案具有数个独立的从重处罚情节,检察机关提出有期徒刑六年至七年的量刑建议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3. 赵某军的家属虽赔偿被害人法定代理人并取得谅解,但综合其犯罪性质和情节,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量刑畸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以及认罪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对抢劫、强奸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的,应当从严掌握。本案犯罪性质恶劣,赵某军始终以不明知被害人系幼女为由拒不认罪,虽然被告人家属与被害人达成赔偿谅解,但不应对其从轻处罚。一审法院在评判本案时未准确适用赵某军的从重处罚情节,而以赵某军家属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谅解为由,对其从轻处罚,判决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属于量刑明显不当。

  (三)抗诉结果

  2023年9月22日,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采纳人民检察院抗诉意见,以强奸罪改判赵某军有期徒刑七年。

  【指导意义】

  (一)办理奸淫幼女案件,应严格把握行为人“不明知”被害人为幼女的认定。判断行为人是否明知被害人是幼女,不能仅凭行为人辩称介绍人或者被害人谎报年龄而认定行为人“不明知”被害人为幼女。对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被害人,从其身体发育状况、言谈举止、衣着特征、生活作息规律等观察可能是幼女,而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行为人以未成年人为性侵害目标,明知被害人可能是幼女,仍积极主动追求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导致奸淫幼女危害结果发生的,构成强奸罪。

  (二)奸淫幼女案件具有多个从重处罚情节的,应当综合各量刑情节确定刑期,确保罚当其罪。对于同时具有多个从重情节的案件,量刑时应对不同的从重情节分别评价,综合考量,在法定刑幅度内适用更高刑期,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强奸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达成谅解的,应结合其认罪悔罪表现,从严掌握是否从轻处罚以及从轻的幅度。对于行为人主观恶性大、情节恶劣,且拒不认罪的案件,即使赔偿损失并与被害人达成谅解,也不应当给予从轻处罚。法院判决在同一法定刑幅度内适用量刑情节错误,属于“量刑明显不当”,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提出抗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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