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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November 20, 2026

“赛博确诊”ADHD:逃避,还是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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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说我没问题,小时候很爱看书学习,成绩也好,现在说自己是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核心特征是注意力难以持续、多动、冲动和执行功能薄弱——记者注),就是找借口不愿自律,没有上进心。”24岁的陈婷正在在职考公,但一直面临着容易走神、拖延的困境。在网上社群进行交流、对比后,她认为自己可能是ADHD。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无意间刷到了一篇“ADHD的10种表现”,越看越觉得每条都在说自己。相比于需要费时费力的抢挂号、等就诊、准备材料,人们热衷于通过网上问卷等快速的方式来判断自己是否可能存在某种问题,这被叫作“赛博确诊”。

  这种风潮已经流行了较长一段时间,许多人提出,这种“赛博确诊”是对自己复杂人格的简化,对自己真实能力的限制,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也注意到,“赛博确诊”的年轻人,对此也有争论辩驳——“‘赛博确诊’的背后,是我想要更积极的生活”。

  为什么“自我确诊”

  陈婷不觉得“自我确诊”是找借口、逃避困难,恰恰相反,她想要以一种科学的方式改变现在的困境,她也一直在找机会去正规医院诊断。如果确诊,她计划服用“专注达”或做一些专业的训练改善症状,同时参考其他ADHD病友的经验,找到合适的发展路径,而非将时间精力一直投入眼下辛苦但毫无效率的备考。

  27岁的徐思刚发现自己可能是ADHD的时候,一宿没合眼,“好像我人生20多年许多大大小小的痛苦都有了一个解释,我并不是懒惰、态度差、没有意志力,我只是有先天性的病。”

  随后,她急切地想要去医院确诊,心情如同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被所有人误解,直到接近结局时才找到证据证明自己,“我想告诉所有人,我不是故意把事情搞砸,这是自我辩解,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26岁的邓明天认为自己同时有ADHD和ASD(孤独症谱系障碍,核心特征是在眼神交流、理解暗示、表达情绪等方面存在社交沟通困难和兴趣狭窄、重复刻板行为——记者注)。回忆童年,他感觉自己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归属感,格格不入、很疏离,而在讨论ADHD和ASD的网络社区,他却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身份认同。

  北京大学医学部精神卫生学博士汪冰分析,人们为什么需要一个标签?首先,诊断本身把一组复杂的感受或表现变成了一种临床事实,让人们不再与自己的痛苦为敌,让当事人更加自洽,即对自我的接纳,“我的痛苦是真实存在的”;其次,跟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比起说很多症状,有一个标签对信息进行简化和压缩,更为方便。诊断还能让人获得归属感——“我不再是一个独自承受痛苦的人,还有很多人与我有类似的处境,这让我更有勇气去面对了”。

  这种标签是构建自我概念的抓手,告诉别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是谁”,人们可能会因为这一标签的存在,对自身身份更加自信而不是自卑,因为诊断不是一种个人失误或人生失败,它只是一项临床事实:我从“有问题的人”转变为“正在面对人生挑战的人”。

  诊断也是某种确定性的来源,尤其是在当下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当大的框架失效,人们就需要自己小的框架来应对外在的混乱,“寻求诊断,或寻求性格标签,可以帮人建立一种内在的秩序感——我们还在某个架构当中,可以以此为依靠。”汪冰说。

  为什么不去医院确诊

  徐思确实想过去医院就诊,但至今仍未去过。

  连续两个月,她每次打开几家有诊断资格的医院的小程序,却发现医生的号已挂满。她专门定闹钟在放号日抢号也以失败告终,“我冷静了,”她说,“我连抢号都觉得很困难,即使挂上号了,按时到医院、联系关系不好的父母、准备就诊需要的发育史和后续复查,对我来说也并不简单。”

  后来她也在反思,即使真的确诊,生活会如她所想那样,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吗?她本身就常常处于焦虑和抑郁状态,在和已确诊的朋友交流后,得知服用药物会加重焦虑。徐思也承认她的注意力和精力问题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除了焦虑抑郁,还有颈椎病、失眠,可能还包括缺乏一些微量元素,在此情况下,即使花钱买药服用,也并不一定能够立刻见效。

  “再者,他人可能也并不在乎我是否得病,得了一种怎样的病。”徐思说,“我在脑海中演绎我向老师、老板、家人摊牌的场景,似乎也并不会怎样。老师只在乎我马虎没能拿到满分;老板只在乎我会不会工作出错、拖延任务;我和父母也不住一起了,他们更不会怎么样我。”

  邓明天在做诊断攻略后也发现,国内能准确诊断成年人ADHD的医院和医生不多,就诊和开药的费用也并不便宜。他和做咨询师的朋友聊天,纠结要不要去医院就诊。

  而咨询师朋友反问他:“确诊意味着什么?当你获得一个诊断,它能够帮你自己更理解、更支持你自己吗?别人也会更理解你、更支持你吗?”

  咨询师朋友也告诉他,ADHD、ASD和CPTSD(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在普通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基础上,还伴有‌情绪调节困难、负性自我概念、人际关系困难‌三大核心特征——记者注)有很多共病的症状,很难下定论一种症状究竟是神经发育的问题,还是创伤的影响;人类神经发育的差异性也是一条光谱,最左端代表着神经典型发育者,最右端则是典型自闭症表现者,其间分布着各种不同的神经发育特征,体现着人类大脑发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些特征本身并不具有病理学意义,它们只是人类神经多样性光谱上的不同坐标点。

  “总而言之,这一类疾病的确诊是一个复杂的、还在不断研究发展的课题。”邓明天说,“唯一可以确认的是,要亲自完成医院确诊的一套流程并不容易,存在许多主观和客观上的挑战。”

  触碰标签后,如何过好余生

  陈婷的妈妈给她发过一段话:

  “当所有的性格瑕疵都被包装成一种不可控的心理机制时,成长和改变的动力就消失了。因为我是回避型人格,所以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切断沟通;因为我是ADHD,所以我可以心安理得地放弃专注。标签给了我们一个极其体面的借口,让我们不用去面对那些笨拙的、需要通过意志力去克服的人生课题。这种体系不是在赋能,而是在阉割,它让我们在专业的术语里变得越来越虚弱。”

  陈婷看到后,首先是不服气,但在内心深处,她也很不确定——我目前“自我确诊”了,然后呢?我会正规确诊吗?我真的可以寻找到、经营好更适合我的生活吗?我真的不会在潜意识中因为这份“确诊”而改变自己本应有的、本应坚持的什么行为吗?

  邓明天也意识到,“确诊确实是一种释怀,但你还是要继续面对ADHD给生活、学习和工作带来的挑战,挑战不会凭空消失。”徐思说:“我要做的不是确诊给其他人看,而是努力在这个现状下正常生活。”

  邓明天的咨询师朋友对他说,这些挑战是一辈子的,确实会影响到家庭、婚姻,社交等。但ADHD和ASD也并不只表现为缺点,还会带来一些别样的、可以利用的好特点。当你认识到自己的潜力,燃起求生和拥抱更好生活的本能冲动,你就不会被困在静止的、糟糕的生活中。

  汪冰也提到,“我们可以将类似ADHD的一些精神科障碍理解为一种慢性长期的疾病。并不是我们有了疾病,就失去了追求幸福生活的机会,诊断只是看待生命的一个维度,人不能被等价或简化为他所面对的问题。ADHD患者的病情也不会任何时候都一样严重,有时可能会轻一点,社会功能更好一点,如果以一个标签静态地看待自己,你就捕捉不到你人生当中的变化和可能,容易被绝望所包围。”

  许多“自我确诊”ADHD的年轻人,描述自己正身陷或想要摆脱一种“废了”的生活状态,即提不起劲生活,无法专注和坚持,在课业、求职、工作上屡屡受挫。对此,汪冰分析:“我周围许多被认为所谓有点‘废’的人,只是在不喜欢的事情上做不到追求高效奋斗。‘废’的背后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习得性无助’,当一个人去适应社会的时候,发现自己被安排的既定人生路线和自己疲于应对的生存状态都非常难受,此时,‘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自我保护,‘废’是想节约自身能量,不去做无谓的消耗。”

  那么,如何找到方向,又如何行动起来?

  “想象一下,多年以后你过上了理想的生活,细节会是怎样的?有哪些事是你今天就可以开始做的?先一点点搬到现在。从可改变之处入手,而不是跟改变不了的事实死磕。”汪冰说。“比如,从自己的优势入手,优势会让人想要去学习和精进,发挥优势时,人有价值感、成就感,甚至会忘记生命中的苦痛。优势是生命种子中蕴含的重要内驱力。”

  在日常的实践层面,启动困难、难以坚持的人,汪冰建议他们将事务计划得更简单、更细化。“例如你要阅读,即使你连看完一页书都坚持不了也没关系,今天看一个词,明天再看一个词,只要你看了,你就完成了今天的阅读任务,让任务小到不可能失败,那只要完成,就会获得大脑的奖赏,从而慢慢坚持下去。记得要成为自己的拉拉队,而不是差评师。”汪冰说。

  汪冰回忆,他曾参加一场关于ADHD的国际会议时,一位有名的治疗ADHD儿童精神科专家说过:“我发现治疗ADHD的医生最重要的职责,是帮助每一个患者找到自己的生活道路,你因为知道、确认了自己的不一样,可以去理直气壮地、有勇气地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

  “就像精神科的药物可以治疗你的症状,却不能赋予你人生的意义;医生可以给你诊断,却无法完全教会你如何活出自己。这都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寻找答案的命题,人是自己人生的第一责任人,对人生负责,有时是让人恐惧的,因为没有标准答案,但这也意味着你有填写空白的自由,这种人生的自由值得我们珍惜。”汪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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