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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October 12, 2026

《面对中国,西方的失败》作者董尼德 :傲慢与蔑视导致西方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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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觉醒……世界将颤抖》1973年出版的法国作家兼政治家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的著作,在这个题目后,是佩雷菲特1971年,以国民议会文化和社会事务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率领议会代表团访问中国期间,撰写的关于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状况的报告。主要论点是,鉴于中国人口的规模和增长速度,一旦中国掌握了足够的技术,就必然会主宰世界。2026年,中国已在电动汽车、光伏和电池等战略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并在人工智能、太空探索、量子物理和核聚变等领域投入巨资。当欧洲和美国仍在努力理解这场变革的规模时,中国正崛起为21世纪举足轻重的角色。但西方国家今天对中国究竟了解多少?

资深媒体人,作家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最新著作《中国,西方的失败》(Chine,la défaite de l'Occident , Edition de L'Aube ) 一书的作者凭借数十年来对中国世界的观察,用数据和事实带读者深入了解中国。他告诉读者,在陈词滥调和幻想背后,隐藏着一个无与伦比的强权,既是一个监控国家,又是一个工业巨头,同时也是未来科技的实验室。作者发出警示:中国正在以国家补贴为基础,依靠低薪劳动力和被低估的货币,通过一场彻底不公平的竞争,对欧洲及其产业构成迫在眉睫的致命威胁。

法广:您的这本书的书名令人震撼,直接点出面对中国时,西方失败了。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那您认为,西方是不愿意了解中国还是不能了解,进而造成了目前的局面?

董尼德:是的。我认为西方未能充分认识到中国工业发展已逐步加速并达到相当可观的规模。西方确实低估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发展潜力。至于为何会低估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西方对此并不真正感兴趣,也并不完全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部运作,而正是这种认知的匮乏,让他们突然意识到中国这个工业强国对工业,尤其是对欧洲工业而言,正变得多么强大和迫在眉睫。我认为这体现了一种西方的,有时甚至是对非西方国家的某种蔑视,这种傲慢导致了某种盲目或故意无视。我还看到一种非常严重的失衡,一方面中国对我们非常了解,而西方人对中国却知之甚少。正是这种失衡,让这种悄无声息的发展得以进行,而如今,这种发展正导致我们今天能够清晰地看到威胁,例如在汽车行业。

法广: 然而,你在书中写道,2012年法国前部长阿尔诺·蒙特布尔(Arnaud Montebourg)已经看到并批评了欧洲人在面对中国时近乎天真,。当然,他不是唯一有这种观点的人,确实有一些政治家预见到了危险的到来。但多年来,为何情况却没有任何改变?

董尼德:是的,因为早在十年前甚至更久,就已经有人发出警告,说:“小心,我们必须醒醒,因为中国正在各个工业领域逐步积累专业知识,最终将导致其主导地位和依赖性。而我们当时不愿听取这些人的意见,是因为我们被中国巨大的市场幻象所蒙蔽,仿佛那里是一个黄金国,飞机上都挤满了那些把中国视为快速致富之地的商界领袖。这种盲目一直持续到最近。

以德国的汽车行业为例,这个行业规模庞大,的确极其重要,它在欧盟创造了数百万个就业岗位。德国历任总理都曾孤注一掷地押注中国,他们相信这个看似无限的市场将成为德国工业发展的动力源泉。所有这些总理都支持大众汽车和其他汽车制造商把工厂迁往中国,以及其他行业的类似迁址,因为中国拥有更廉价的劳动力,他们同时也相信在那里能获得丰厚的利润。起初确实如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破灭了。例如,据报道,大众汽车在过去十年中失去了70%的中国市场份额,而且损失还在持续扩大。简而言之,这场对中国的豪赌失败了。一些德国经济学家认为,这场豪赌完全是一场海市蜃楼,是盲目地投入其中,完全不了解其背后的运作机制。这种天真也导致了大规模的技术转移。而这些技术转移使得数以百万计的高技能、往往才华横溢的中国工程师能够迅速掌握这些技术。而现在,这却适得其反,不仅对那些转让这些技术的人,最终也对整个行业造成了影响。

法广:  西方已经将技术转移到了中国。与此同时,西方,尤其是欧洲在不少领域,包括人工智能等领域似乎已经不得不面对这个领域的领头羊是美国和中国这个事实,欧洲的高科技发展创新是否处于停滞的状态,您的观察和分析如何?

董尼德:尽管我不会如此断言,但我认为事实的确如此……人们或许会认为,像中国这样的极权政权会扼杀创新。但事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在西方,我们也曾天真地认为极权政权不允许创新,甚至会扼杀创新,但事实并非如此。

如今,我们看到中国工程师已掌握诸多领域,并取得了巨大的创新成就。但无可否认的是,西方国家在某些领域仍然保持着创新活力,例如核聚变。美国和欧洲都在开展非常先进的核聚变研究,这与核裂变截然不同,核聚变完全是另一回事,欧洲、美国和中国都在进行非常先进的研究。目前我们还无法断言谁将最终胜出。这是其中一个领域。第二个领域是量子物理研究,这是一种速度无限快的计算方法,它为所有工业领域,以及医疗保健和量子物理的其他领域都开辟了无限可能,该领域中国工程师在进行大量研究,西方也是如此,因此竞争异常激烈。同样我们今天也无法预测谁会胜出。如今,人工智能是第三个更为重要的领域。坦白说,就我所见、所闻、所读、所了解的情况以及从专家那里汲取的信息来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仍然领先于中国,但这并不能保证未来也如此。

我想在此强调一点:人工智能对极权政权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之所以说是巨大的挑战,是因为近几个月来我们看到,所有这些被美国大型人工智能公司称为“智能体”的程序,有时会占据上风,而最重要的是,这些人工智能公司的设计者或管理者往往不堪重负,无法再控制它们。于是,这些智能体不断增殖、相互竞争,最终会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甚至渗透到了两个本应严密控制的数据中心,其程度之深令所有人震惊。有人甚至声称,人工智能有朝一日可能会毁灭人类。对于极权政权而言,这无疑是极其严重的。我们看到,中国公安部长最近也发出了警告。在我看来,这一切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混乱,因为它有朝一日可能会威胁到党内权力平衡。

法广 : 西方的醒悟是否为时已晚?因为我们知道,在欧盟内部,欧盟委员会主席的多次讲话中对中国的措辞非常强硬。具体而言,西方能做些什么来应对这种情况呢?

董尼德:我认为现在还不算太晚。也就是说,临界点尚未到来,但已近在咫尺。我想指出的是,例如,就欧盟而言,欧盟正在觉醒。比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女士目前频繁且日益强硬的表态;她就此发表了非常强烈的声明。德国总理也指出,现在是时候觉醒并组织抵抗,甚至发起反击了。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讲话也指出,中国工业正以极快的速度“摧毁”欧洲工业,我们必须迅速做出反应。

因此,我想补充一点,现在显然是时候在欧盟内部组织应对措施了。欧盟27个成员国必须以最紧迫的速度协调,制定一系列行动,组织“抵抗”,甚至发起反击。在我看来,这当然需要一定程度的保护主义。但我们看到中国走在保护主义前列来保护其工业。我们也应该效仿。我认为,我们必须明确哪些领域对欧盟的未来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我们必须组织维护欧洲主权,以应对来自北京的持续攻击。

法广:据您所知,法国总统、欧委会,欧洲理事会等机构的领导人身边是否有相关的顾问,提出和你在书中提出的一致观点?

董尼德:当然,这种意识并非空穴来风。几个月,甚至一年多以来,许多专家一直在发出警告,有的甚至强调采取行动势在必行。这些专家目前正在努力协调初步措施,而这些措施将很快实施。欧盟与中国之间的对话已进入关键阶段,因为欧盟即将宣布初步措施,而中国已经威胁要采取报复行动。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双方即将摊牌。我认为这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摊牌很可能演变成冲突,双方都将展示各自的实力。我认为,这场对抗最终将促使中国重新认识到自身的问题,认识到中国工业生产过剩的危害,因为包括欧洲在内的贸易伙伴也逐渐意识到他们需要做出反应。

法广 : 欧洲一直被认为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第三者,现在又因俄乌战争进入另一种危机,如果和中国之间发生贸易战,将如何应对?在国际舞台上,莫斯科与北京关系是无上限的友谊,通过今年的两次峰会,美国和中国领导人似乎关系也很好,也就是说,美国似乎没有其他牵制的力量,在这种背景下,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真的害怕欧洲或者西方的措施吗?

董尼德:首先,我想说的是,中国真正的朋友并不多,它只有伙伴。因此,中国会努力巩固与伙伴之间的特殊关系,通过外交、政治甚至是军事手段。目前,自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近五年来,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显著拉近,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种权宜联盟。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长期的联盟。如果有一天普京开始在战争中节节败退,我认为中国政府会非常务实地改变立场。对中国而言,唯一真正意义上的联盟,或者说真正的联盟是朝鲜。至于其他的联盟,都只是表面上的友好,显然是魅力攻势。

有时也会有西方国家在帮助中国进行这些活动。我可以举些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在书中,我确实多次谈到唐纳德·特朗普的姿态,他对强权人物的崇拜,比如他崇拜的所谓“强权”人物弗拉基米尔·普京,或者习近平。但这一切背后,我们也能看到,即使是美国政府内部也清楚地认识到,美国真正的对手是中国,别无其他。因此,我认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时略显浮夸、有时甚至荒谬的姿态背后,美国政府内部仍然存在着一种与中国比拼实力的愿望,中国仍然是他们眼中真正的对手。

法广 :您在书中也谈到了中国对欧洲政治制度的威胁,也就是说,除了工业等领域的威胁,中国队西方民主制度也会造成破环吗。

董尼德:是的,在我看来,中国如今构成的工业威胁也代表着对西方整体,尤其是对欧洲的政治威胁。为什么?原因很简单,除了汽车行业之外,还有其他领域,例如制药、健康研究、太空探索、高速铁路和民用核电。在许多这些领域,中国已经无处不在。

为什么这是一种政治威胁?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最初意味着失业。例如,在欧盟的汽车行业,这一点非常明显。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宣布到2030年将裁员10万人,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在总共66万名员工中裁减10万人。这意味着10万个家庭将突然面临父母一方失业的困境。失业显然会引发政治不满,并逐渐演变为民粹主义。换句话说,这会引发连锁反应:从行业业绩不佳,到裁员,再到普遍的社会动荡,有时甚至会导致民粹主义的兴起。因此,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也极其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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