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操》【他山之石】大法官的一句話|湯姆·克拉克:「過去的忠誠,與現在乃至未來的信任之間,可能存在著合理的關聯。」
支持嚴格限制者所持的論點,幾乎完全呼應了克拉克在Garner案中的名言:台灣面臨嚴峻的地緣政治與軍事威脅,立法委員與政務官掌握國家機密與預算大權,國家有正當理由要求參政者具備單一且無保留的效忠。因此,過往的國籍、成長背景與對原籍國家的連結,被視為評估「當下與未來能否被信任」的實質指標。
◎ 法操司想傳媒
「過去的忠誠,與現在乃至未來的信任之間,可能存在著合理的關聯。」
"Past conduct may well relate to present fitness. Past loyalty may have a reasonable relationship to present and future trust."
1951年,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湯姆·C·克拉克(Tom C. Clark)在 Garner v. Board of Public Works 案的判決書中寫下了這段話,「過去的忠誠,與現在乃至未來的信任之間,可能存在著合理的關聯。」。(一人畫畫研究室One man studio,取自貼文)1951年,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湯姆·C·克拉克(Tom C. Clark)在Garner v. Board of Public Works案的判決書中寫下了這段話。這句話精準勾勒出民主國家在面臨外部安全威脅時,對公共權力掌握者進行「忠誠審查」的直覺邏輯。然而,這句看似合情合理的法理判斷,卻也揭開了憲政體制在「國家安全」與「基本人權」之間難以兼得的永恆拉鋸。
美蘇冷戰下的忠誠審查
1950年代初,美蘇冷戰升溫,紅色恐慌(Red Scare)席捲全美。洛杉磯市通過一項法令,強制所有市府雇員宣誓效忠,並出具誓約書聲明自己從未加入共產黨或主張推翻政府的激進組織,拒絕簽署者一律解雇。這項規定隨即面臨違憲挑戰,被控侵害言論與結社自由。
曾任司法部長、親手編纂過「顛覆組織名單」的克拉克大法官在判決中支持了市政府。他主張,政府作為雇主,有權對公務員的適任性與忠誠度建立基本門檻。既然公共職位涉及公權力的行使與公眾信任,那麼檢視公職人員「過去的政治忠誠」,便具備憲法上的合理關聯性。
然而,僅在一份判決之後,克拉克便在1952年的Wieman v. Updegraff案中劃下了紅線:若法律採「一刀切」的連坐手段,將所有無辜加入者一併排除,便違背了正當法律程序。克拉克深知,以國安為名的信任審查若缺乏比例原則,極易淪為侵害人權的政治清洗。
如今台灣陸配參政的困境
跨越半個世紀與太平洋,當代台灣在討論外籍配偶(特別是陸籍配偶)參政與服公職的資格時,司法與社會輿論也深陷於完全相同的論述架構中。
支持嚴格限制者所持的論點,幾乎完全呼應了克拉克在Garner案中的名言:台灣面臨嚴峻的地緣政治與軍事威脅,立法委員與政務官掌握國家機密與預算大權,國家有正當理由要求參政者具備單一且無保留的效忠。因此,過往的國籍、成長背景與對原籍國家的連結,被視為評估「當下與未來能否被信任」的實質指標。
從人權與憲政體制檢視,國家安全追求的是「零風險」的確定性,而人權保障要求的是「無罪推定」與個體尊嚴。兩者在本質上往往難以完美兼得。當台灣在風口浪尖上構築防衛性民主的防線時,如何避免將合理的國安疑慮轉化為全稱式的身分歧視,並在制度上提供正當程序與救濟可能,始終是檢驗這座島嶼憲政成熟度的最嚴肅課題。
克拉克大法官的這句名言,從來不是一張給予國家無限制審查權力的空白支票,而是一面映照出民主脆弱性的鏡子。
湯姆·克拉克大法官小檔案(整理自Wiki)
美國前任大法官湯姆·克拉克。(取自維基百科)湯姆·克拉克(Thomas Campbell Clark),曾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於1945年至1949年擔任美國司法部長,1949年受美國前總統杜魯門提名為最高法院大法官,一直到1967年其兒子拉姆西·克拉克(Ramsey Clark)被任命為司法部長時,克拉克大法官為避免利益衝突而選擇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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